朱磊：台湾经济现状及“三通”可能产生的影响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会见台湾联合报系负责人访问团一行时表示：“三通”是“两岸”间的“三通”，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议题。早日实现两岸直接“三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关系到两岸同胞特别是工商界的实际利益。台湾当局应当从两岸同胞的利益和需要出发，不要再为“三通”设置障碍。这番谈话在岛内引发热烈讨论和响应，各界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促进两岸直航的正面而积极的态度。笔者认为，实现两岸直接“三通”还是台湾尽早走出当前经济困境的唯一良方。
台湾经济近两年一直处于不景气，当前台湾经济的基本面与金融面都存在较严重问题。
基本面主要问题表现在：1、投资下降。台湾外来投资和对外投资都在锐减。据台湾官方统计，外商对台投资在2001年下降32.6%之后，今年1-7月又比上年同期下降47.9%。台商对外投资在2001年下降13.5%后，今年1-7月又比上年同期下降34.1%。2、失业上升。台湾失业率两年来节节升高。2001年由上年的3%升至4.6%，今年则一路窜升到8月份的5.35%，预计全年失业率为5.14%。3、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指物价持续低迷。今年以来各月物价虽然未出现连续下跌的现象，但上半年平均微跌，8、9月份又连续出现下跌，连同去年出现16年首见的跌势，通货紧缩趋势已很明显。
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政经环境恶化与总需求不足。
1、投资下降的主因是岛内政治、经济、制度等投资环境恶化。政治方面，岛内政党斗争激烈，台独势力猖獗，两岸关系不稳，都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经济方面，以前廉价、勤奋、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台湾吸引外来投资的优势，但随着祖国大陆及周边地区经济的崛起，台湾在这些方面已不存在优势，相反，企业还经常遭受缺水缺电的困扰，投资者当然会选择成本更低、回报率更高的地区投资。制度方面，台湾当局一直口号大于行动，譬如“台湾优先、投资优先”等说法提了很久，但行政效率依然低落，审批手续程序繁琐，“单一窗口”没有获得相关单位的配合及授权，降低投资成本的效果相当有限。
2、失业上升主要是需求不足所致。台湾在1999年以前，物价与失业间的消长关系并不明显，但近年来已经明显陷入通货紧缩与高失业率并存的困境。这是因为：岛内经济环境恶化，投资减少；民众对未来经济形势悲观，消费缩减；投资和消费的减少共同造成总需求不足，进而导致通货紧缩与失业增加。
3、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导致通货紧缩。在供给面，经济的自由化、科技化及全球化，使全球面临生产过剩的物价下跌压力。在自由化下，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众多新兴市场加入世界生产体系，庞大的低工资劳动力，直接带动生产成本的下降；在科技化下，生产力提升及快速复制的力量，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单位成本再被压低；已难抵挡的全球化，则大大提高商品流通的效率及速度，促使交易价格的下跌。对台湾来说，还要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面对外来进口品的低价竞争，产品降价成为必然。在需求面，经济成长停滞、投资消费减少及财政恶化，造成岛内需求不足。去年因经济衰退而缩减近5%的岛内需求，今年以来并未恢复元气，在上半年经济增长率达2.6%的情况下，岛内需求却进一步萎缩1.6%，显示外部需求成为拉动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面对当前经济情势不明、就业未见好转、资产价格跌势未止及官方支出紧缩等现象，通货紧缩的阴影自是挥之不去。
金融面主要问题表现在：1、呆坏帐严重。台湾整个金融机构呆坏帐比率近两年迅速攀升，从1999年的4%升至2000年的5.34%，2001年猛增至8.16%，银行不良资产总额占GDP比重高达22%，其中基层金融机构呆坏帐与逾期放款尤其严重。2、股汇市波动。台湾金融市场正在经历大幅震荡。民进党上台前，台湾股价指数一度超过一万点，但执政半年内就一路跌破6000点，到2001年更是一度跌破3500点。今年随着国际经济景气的复苏，台湾股市有所回升，但10月初又跌破4000点，出现今年以来的新低。同时汇市也一举跌破35元新台币兑1美元的价位，挑战近15年来的最低价35.127元。
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旧疾未治与新增压力。
1、政治势力介入。台湾银行业多与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势力的压力下，即使风险很大的贷款也不敢不借，以致逾期放款增加。2、抵押制度不严。台湾银行贷款有三分之二是抵押放款，抵押品的审核却问题重重。由于审核制度不严，贷款者甚至可以将山川、墓地、庙堂作为抵押。即使是最普遍的房地产作抵押，也有不少是危楼危房。而且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不景气的情况下，大部分作为抵押的房地产都已贬值，或干脆卖不出去，所贷款项自然成为银行的逾期放款。3、竞争压力加剧。近十年来，台湾新银行增加很快。银行之间竞争压力增大，普遍存在放宽贷款条件的倾向，银行放款总额与GDP的比率迅速增加到18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经济不景气，很多企业陷入困境，资金周转困难，还款能力将大大降低，逾期放款也会随之增加，进而变成呆坏帐。
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善两岸关系，实现直接“三通”。
如前所述，台湾出现投资下降、失业上升、通货紧缩主要是因为岛内存在总需求不足。总需求由消费、投资、财政支出和进出口净值组成，扩大总需求可以从这四个方面着手。其中扩大财政开支有一定难度，因为台湾税收不足、公债又高，缺乏足够资金增加公共投资。另外三项则直接取决于两岸关系的好坏。只有两岸关系稳定发展，消费者与投资者才有信心，当局的经济诱导政策才能见效。同样，由于今年上半年台湾对祖国大陆的出口依存度已达23.8%，投资依存度已经超过50%，两岸经济关系的稳定直接影响台湾的进出口净值。从整体竞争力的角度看，台湾当局为增强台湾竞争力制定了“亚太运筹中心”计划，准备在十年内推动200家企业在台设立全球营运总部，1000家企业在台设立区域营运总部。但达成这一目标的最重要条件是两岸直接“三通”。两岸实现直航，台湾可利用祖国大陆充沛的人力和广大的市场进行资源整合，加速产业升级，并以祖国大陆为生产基地，发展利润较高的研发、行销和零组件等行业，进一步将台湾发展成为营运中心和研发中心，从根本上增强台湾的竞争力。有人以1997年为基期建立模型表明：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后，两岸直航运费的降幅达14.42％，大陆台商返台的频率会增加、进而带动在台消费。其中，大企业在客运成本上节省较多，中小企业则在货运成本上获益较多。从各项总体经济指标来看，在实质GDP方面，台湾将增加0.15％、大陆增加0.06％；在贸易条件改善方面，台湾的增幅达0.24％、中国大陆为0.16％。两岸直航也增加社会福利，台湾方面占ＧＤＰ的比例为0.25％、大陆是0.08％。在资本累积效果上，台湾的劳动工资提高0.45％，但资本价格只上升0.15％；大陆的工资提高0.11％，资本价格维持不变。换言之，两岸直航后，资本价格相对于劳动价格，会出现相对便宜的情况。
解决金融问题需要从政策和制度两方面着手。政策上关键要以改善两岸关系来增强投资人信心。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一份调查显示，国际厂商认为投资台湾的外部风险在亚洲第二高，仅次于印度，这说明降低政治风险已经成为稳定投资人信心的当务之急。台湾当局如能顺应时代潮流，停止分裂活动，缓和两岸关系，开放直接“三通”，将可以优化投资环境，挽回投资人信心。金融市场也会在祖国大陆经济强劲增长的带动下不断扬升，摆脱股汇市跌跌不休的局面。制度上要多渠道加强管理，以增强金融机构体质。这包括：调整金融监管机制、检讨逾期放款与呆坏帐的规定、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加强金融预警系统、建立市场风险分散机制、引导金融机构转型、金融资讯透明化以及检讨两岸金融往来政策等。
尽快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对于台湾经济的积极作用，不仅是在台湾的金融界和产业界获得共识，在台湾的外资企业也一再强调该举措的重要性。台湾“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董事长辜濂松表示，“中信商银”在台湾有600多万客户，但其中有三四万个“最重要的客户”都在大陆有投资，银行对这些客户很熟悉，借贷放款不用花费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可以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而台资企业的发展对两岸都有好处，所以台湾的银行业到大陆发展，是个“双赢”的举措。统一集团预估，“三通”后至少可以降低二成的原物料成本；台塑集团及远东集团都认为，“三通”后的运费成本可以节省六成以上，时间至少可以节省一周以上；建大工业则表示，两岸“三通”后该公司的营运绩效不排除还有空间可以提高三至四成。北京市台资企业协会会长谢坤宗说，对于在大陆的台商，因为来自岛内政治上的压力，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无法安心。台湾现行的《两岸人民关系往来条例》对两岸关系发展有很多限制，不利于实现两岸“三通”，并阻碍到两岸进入WTO以后的经贸往来。在台湾的欧洲商会（ECCT）近日公布《二○○二、二○○三年建议书》，内容直指台湾目前的经济改善措施不足以重建台湾的投资吸引力，因为台湾只要试图孤立于中国大陆之外，就会使本身地位更加脆弱，根本不能解决自身问题。欧洲商会强调，台湾必须加速开放“三通”，才能“在大中华经济区内扮演关键角色”。根据这份建议书内容，欧洲商会认为过去十二个月来，欧洲对台湾直接投资大幅减少，欧洲大型跨国企业也已开始缩编在台营运规模，且将其大中华地区总部移往中国大陆。其中，投资生物科技与金融服务等关键产业，都已跳过台湾；而拥有对台航线的五家欧洲航空公司中，包括瑞士航空、英国航空等四家中止欧台直飞航线，主要便是因为抵台乘客人数减少所致。西门子公司总裁骆一华（Leslie Lok）在会后即直言，台湾要避免外资撤离，除了“三通”，没有别的选择，否则外资看淡台湾在亚洲市场的角色将无法避免。
早日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对台湾经济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只有这样，才能顺应经济发展潮流，符合广大民意，让台湾经济重上高速发展的轨道。
(来源：中国网；作者：朱磊)
编辑：李艳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