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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博东:否定一个中国原则,等于选择“战争”

2001-12-28 14: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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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提出并正式实施以来,二十年过去了,海峡两岸同胞都已习惯于过和平安稳的日子,以为战争已然成为历史,和平乃是天经地义的常态,很少有人会体认到两岸的内战状态实际上并未结束;更少有人去思考过这种和平得以维持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事实上,这二十年的台海和平之所以得以维持是有条件的、有前提的。这个条件和前提不是别的,那就是海峡两岸都承认“一个中国”,两岸人民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两岸当局都承诺要致力于未来“中国的统一”。台湾方面1991年制订的《国家统一纲领》,和两岸两会 1992年达成的“一中共识”,均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存在这一前提条件,两岸才构筑起了和平的基础和框架,北京方面也才始终坚持“和平统一”的政策,汪辜会晤和两会一系列的事务性协商谈判才得以进行。因此,平心而论,这二十年的台海和平,两岸双方都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都承担了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并非只是北京的功劳。 

  然而遗憾的是,在李登辉主政后期,台湾方面却逐渐背离了一个中国原则。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1995年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演讲,公开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北京方面曾一再提出严重警告,甚至不惜以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来表达捍卫“一中原则”的决心和能力,但李登辉却置若罔闻,坚持“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在危险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及至1999年7月9日,公然抛出“两国论”,彻底暴露了他分裂主义的真面目。台海和平的基础遭到了台北当局单方面的粗暴践踏和破坏,这也就是何以在李登辉主政后期,两会对话谈判数度中断搁浅,两岸关系日趋紧张恶化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说法,说是李登辉搞台独“是被中共逼出来的”。诚然,北京与李登辉打交道十多年,的确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反省,但至于说李登辉搞台独是被中共“逼”出来的,则未免不顾事实。只须回顾一下十多年来两岸关系演变发展的曲折历程,人们便不难发现,每一次两岸关系的紧张,无一例外都是李登辉主动出招挑战“一中原则”在前,北京则是为维护“一中原则”而被动反弹在后,怎么可以倒因为果,说李登辉搞台独是被中共“逼”出来的呢?再说,李登辉下台之后退而不休,迫不及待地公开跳出来和死硬台独分子金美玲、彭明敏之流沆瀣一气,变本加厉地从事台独活动,那么请问这又是被谁“逼”出来的呢?“景阳岗上的老虎,你打它要吃人,不打它也要吃人”(毛泽东语),李登辉搞台独,乃是其本性使然,不让他搞也难。近年来李登辉相继推出的几本书,已经把他仇视中国、追求“台独”的心迹表露无遗,难怪他主政期间讲了 一百三十多次“反台独”的假话没有多少人相信。坦白地说,李登辉的分裂行经,假若不是遭到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弹和海内外同胞的同声谴责,以及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而不得不有所收敛的话,那么海峡两岸恐怕早已是战火熊熊、后果不堪设想了!当然,中国的统一或许也早已在两岸同胞付出惨痛代价之后就此达成。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李登辉“急独派”其实才是真正的“急统派”,——是迫使北京不得不调整和平统一方针,采取断然措施,以武力完成国家统一的“急统派”。

  时序进入2000年,台湾政权终于在李登辉的强力主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国民党手中“和平转移”给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阿扁上台执政后,面对一触即发的台海危机,为稳住阵脚,他采取所谓“以柔弱胜刚强”的策略,表面上一改以往李登辉对大陆的强硬姿态,频频向北京示好,释出种种所谓“善意”和“诚意”,但骨子里却坚守“台独”立场毫不动摇。执政一年多了,至今不仅拒不接受“一中原则”,否认“92共识”,声称“统一并非唯一选项”,甚至不肯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推行只做不说的李登辉“两国论”路线。致使两岸僵局无解,互信荡然无存,和平统一的基础进一步坍塌,台海上空的战争阴霾愈聚愈浓,有识之士为此而忧心如焚。然而阿扁却自以为得计,在他执政一周年的感言中声称,他的大陆政策“虽没有得分但也没有失分”,并把所谓“两岸关系的稳定”说成是他执政一年来的“主要政绩”之一,表示“令人非常欣慰”。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更认为,“时间站在台湾一边,中共愿意谈很好,不谈也无所谓”。呜乎!这就是民进党和陈水扁极其危险的“两岸观”。

  看来阿扁和民进党过于自信,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对于民进党这样一个标举“台独”党纲的政党,和阿扁这样一个长期从事“台独”活动的人,一旦夺取台湾政权上台执政,北京方面究竟作何感受;同时,对于台湾政局的这种剧变,究竟会对两岸关系造成何种程度的冲击和影响,显然也缺乏足够的估计和认识。

  无庸讳言,2000年3月台湾大选,北京最不愿意看到的正是主张“台独”的阿扁胜选和民进党的上台。这种选举结果,对于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领导全球华人进行“反分裂、反台独”斗争的北京而言,无疑是一种失败;而失败过后所陡然产生出来的那种无奈感与挫折感便可想而知;而这种无奈感和挫折感在很短的时间内更转化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百感交集的北京高层虽然出于种种因素的考量,很快作出了对阿扁“听其言,观其行”的因应对策,给了阿扁一个宝贵的“观察期”,也即政策调整的时间和空间。但实际上在大陆内部,无论是政府涉台工作部门抑或台湾研究界,要不要全面检讨乃至调整业已贯彻执行了二十年之久的“和平统一”方针,一时间已然成为无可回避的热门话题和争论的焦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阿扁和民进党执政当局坚守“台独”立场、拒绝调整政策的僵硬态度日趋明朗化之后,坦白地说,这种争论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道理至明:既然台北新政府坚持拒不承认“一中原则”,否定“92共识”,试图打破两岸关系原有的基本框架而重新建构所谓两岸为“国与国”关系的新的框架,那么,实际上就是台湾方面要改变对自己原有的定位和国家的认同。换句话说,台北当局意图单方面推翻两岸的游戏规则,取消“和平统一”的必要前提条件,在两岸战争与和平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自觉不自觉地、愚蠢地选择了“战争”。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面对这种剧变,坚持国家必须统一的北京,也就不得不相应地作出自己新的选择,调整自己的国家统一政策——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除非台北方面有一天猛然醒悟,改弦更张,浪子回头!

    (来源:华夏经纬网;作者:徐博东)

                                  编辑:李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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