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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31条】31项政策让大陆两岸关系话语主导权更具优势

2018年03月15日 10:57:00来源:中国台湾网

  2月28日,国台办、国家发改委经商中央组织部等29个部门联合出台《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内容涵盖产业、财税、用地、金融、就业、教育、文化、医疗等多领域,几乎将台湾同胞目前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揽子”解决。新政策不仅展示了新时代大陆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的诚意与决心,凸显了大陆对台政策决策体系、对台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巨大进步,也让大陆的两岸关系话语主导权更具优势,并激励岛内统一因素的进一步增长。在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指引下,两岸关系新高潮正向我们走来。

  一、从具体内容看,通知贯彻了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具体举措,展示了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和平统一进程的诚意与决心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对台工作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思路、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其要义可概括为“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坚持两岸一家亲,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报告还承诺,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将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互惠,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因此,国台办、国家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出台的通知,是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关于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思想的具体举措。

  通知的牵头单位包括国台办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会商单位包括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近30个党政群部门,通知传达部门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台办、发展改革委员会。具体惠台政策包括31项,所附列《向台湾居民开放的国家职业资格考试目录》两大类共81项,内容涵盖产业、财税、用地、金融、就业、教育、文化、医疗等多个领域。政策牵涉部门之广,内容涵盖的范围、力度、深度与广度,都是空前,已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多领域落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的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享受同等的待遇。这些惠台措施都是大陆单方的,并未要求台方采取同等措施,是“单向性”惠台措施,其中有些措施还可能对大陆同胞的正当权益产生排挤,但大陆并未计较,可称得上“舍己性”惠台措施。因此,大陆多部门联合出台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凸显了大陆为维护台湾同胞权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推进国家和平统一的诚意和决心。

  二、就决策层面而言,通知凸显了大陆对台政策决策模式的理性、战略性及过程民主,让大陆对台政策更具可预期性,也更值得期待。

  凡属好政策必然经过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需广泛协商,科学决策则起码要符合理性决策模式与战略性决策模式等要求。

  通知的出台很好体现了这两个面向。科学性体现在,措施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是推动“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根本宗旨是促进两岸交流融合,维护两岸同胞共同福祉,各措施相互衔接、相互促进、浑然一体。同时,这些措施经过权衡利弊、通盘统筹,即使部分措施可能对大陆同胞部分权益产生排挤,但整体有利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让31项措施成为“舍小取大”的理性决策。又因措施服从、服务于两岸同胞携手共圆中国梦这个大局、全局,至少从大陆方面解决了长期制约两岸交流融合进一步深入、深化的困境,对实现两岸同胞心灵沟通、心灵相通有深远战略性意义,符合战略决策模式的基本要求。民主性表现为,通知出台前曾广泛会商各行各业,深入调查了解广大台胞需求。决策过程的民主不仅让各措施更具民意基础,更有利于贯彻落实,也更保障了决策的科学性。

  民主与科学的决策决定了大陆对台政策方向的连续、稳定、可预期等基本特征。事实上,自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展以来,大陆对台政策决策就一直遵循这一要求,始终以和平统一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优选择,逐渐形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后又通过“江八点”“胡六条”不断充实完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坚持推动两岸经济交流、促进两岸文化联系、加强同胞感情连结、加速两岸两会商谈,成为大陆对台政策一贯思路。当前,以“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为核心的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更提出全新要求,即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实现两岸同胞心灵相通,新措施正是针对当前两岸关系的新形势新特点,具体贯彻落实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新举措。

  鉴于大陆对台工作的立足点与出发始终一脉相承,且稳定可预期,决定了未来对台政策定会更加周延,且会不断与时俱进,新的惠台政策值得期待。

  三、就治理层面而言,通知体现了大陆对台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新进步,预示着大陆未来处理两岸关系时将更加严格依法依规办事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知正是新时代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在对台工作中的具体化。

  对台工作部门牵涉广、地区跨度大,许多问题非单一部门、单一地区能独自解决。如果没有多部门配合,解决问题难免缺乏全局观大局观,甚至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顾此失彼状况。新措施由国台办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牵头会商多部门,通知全国各地执行,就是在进一步完善面向全国的对台工作治理体系。这不仅有助政策周延和衔接,也有助政策全面落地。同时,新措施广泛征求意见,会商多个党政群部门,实现了决策参与的广泛性,使其更具权威性。今后,包括涉台办在内的各党政群部门,必须更好提供服务,更多承担责任,落实过程也将更加公开透明。反过来,这又会进一步增强新措施的权威性。

  同时,31项措施也是对台工作全面贯彻“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举措。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1991年《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明确将台湾居民与大陆居民同列为中国公民。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明列保护和鼓励台湾同胞在大陆投资、促进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具体规范。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更规范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行为。31项惠台新政,正是基于上述宪法和法律的内容与精神,结合当前两岸关系新形势新特点,推出的新要求新规范,这既是落实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又符合“善法”“善治”等法治精神。

  基于31项措施是对全国各部门各地区都具指导意义的规范性文件,具有严格约束力,预示着今后大陆在处理涉台事务时会更加严格地依法依规办法。

  四、就两岸竞合而言,通知将让大陆在两岸关系的主导优势更明显;就统“独”矛盾而言,则将进一步增强统一的因素

  两岸关系既是两岸之间的竞合,也是统、“独”因素的较量。海峡两边谁更有实力谁就更能争取民意。统一因素越强,统、“独”矛盾的天平便越会偏向于统。这两组对立中不同因素的消长,决定了未来国家完全统一的方式选择。

  从两岸竞合看,早在1949年大陆已取得相对优势。“硬实力”方面,“陆强台弱”早是不争的事实,只因美国干预,才让两岸维持微妙平衡,国家完全统一大业迟迟未能完成。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及其前后三个联合公报签署,“台独”分裂势力所依赖的国际保护伞至少从条约上被破除。现在,一个中国原则早成国际社会主流民意,特别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确立,美国更加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台独”分裂势力所寄望的国际保护与干预更难实现。同时,随着大陆实力持续增强,对台工作的政策工具也越来越多。

  “软实力”方面,两岸天平也早已偏向大陆。台湾虽曾在美国羽翼下实现长时间偏安,经济社会文化等都取得一定发展,但经过“台独”20多年的折腾,所谓“台湾奇迹”早成昨日黄花,“宁静革命”已成全面冲突,传统文化支离破碎,台湾深陷穷与乱的恶性循环。尤其是所谓“民主”更已成“台独”绑架选民、骗取的民粹工具,成为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倒退的罪恶渊薮。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并继续保持勃勃生机,连外媒也强调“北京模式”。现在,大陆公布落实“同等待遇”的31项政策,其底气和决心正是源自大陆自身的不断发展进步。

  统“独”矛盾中,31项措施注定进一步增强统一因素。因为它以事实说明,只有坚持和平统一方向,才可能让两岸越走越近越走越亲,才能不断促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增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台湾同胞利益才可得到更大维护。“台独”制造两岸对立,煽动岛内仇恨的,其根本目的只为少数“台独”分子夺取政治与经济利益,注定其决策是非理性的、投机的,治理手段是意识形态挂帅,以“多数暴力”进行政治清算报复,必然恶果是台湾经济越来越边缘化,社会越来越乱,台胞越来越穷。他们“挟洋自重”、“靠洋谋独”,只会浪费台湾机会,牺牲台胞健康,甚至被欺负还要说谢谢。这就是当前的台湾现状。只有经过正反两方面比较,才知坚持统一的可贵、搞“台独”的可怕。因此,岛内民意呈现也近十年未有之“统升独降”局面,统一因素在加强,“台独”因素在削弱。“同等待遇”政策的落实,更将使统一成众望所归、大势所趋。也因此,在31项措施出台后,普通台湾同胞欢欣鼓舞,“台独”愁眉苦脸,甚至谋划如何反制。

  总之,大陆出台新政落实“同等待遇”,是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伟大实践,是大陆一贯关心爱护台湾同胞的必然。此举凸显了大陆的发展进步,增强了大陆的两岸关系话语主导权,增加了统一因素。在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指引下,两岸关系新高潮正在走来。(作者:党朝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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