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健全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环境”是“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中国货币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主要内容。从2001-2010的10年间实践经验来看，实现这些目标，需要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创新。

　　货币政策五大难点

　　2001-2010年10年间，中国货币政策在形成和实施中存在一系列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难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调控能力正逐步减弱。资产数量是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础性条件。央行总资产中“国外资产”所占比重从2001年的41.01%快速上升到2010年的83.09%，这意味着央行资产已主要转为国外配置，与此对应的国内调控能力就将明显减弱。假定“其他资产”属央行可用资金范畴，那么，它占央行总资产的比例已从2002年的10.30%降低到了2.93%；其绝对额从2005年的11459.57亿元减少到2010年的7597.67亿元。与此同时，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量从2000年底的133325.32亿元增加到了2010年底的805879.09亿元，央行“其他资产”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仅为0.94%，因此，央行可用人民币资产与金融机构总资产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与此不同，在美联储的资产结构中，2008年6月(金融危机爆发前)“黄金与外汇储备”和“SDR”等国外资产所占比重仅为4.09%，其余资产均在美国国内配置，其中，仅“对国内银行的贷款”、“证券回购”和“信贷市场工具”等科目下的资产就占总资产的83.80%。人民币资产数量是央行实施货币政策、影响金融机构经营运作的物质基础。由于严重缺乏可用的人民币资产，引致央行的宏观金融调控能力明显减弱，货币政策越来越具有“导向”意义。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从2007年以后央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于1998年就已停止的信贷规模行政管控措施。从未来一段时间看，流入中国的外汇资金还将继续增加，如果仍然以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发行债券为主要对冲机制，那么，央行总资产在中国国内的配置比例还将降低，央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的能力也将随之降低；但如果以“货币发行”为主要对冲机制，将引致货币发行过多和严重的通胀。这是央行调控中的一个难点。

　　第二，价格调控依然困难。变数量调控为价格调控是完善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一个方向，要实现这一转变就必须实现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过程，不仅涉及一系列金融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而且涉及存款人、贷款人、借款人和其他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一系列权力、利益和行为的调整，既需要硬化相关金融机构的财务预算约束(包括实施金融机构的破产制度)，也需要给工商企业等机构以市场化融资的自主权，使他们在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及其他方式融资之间有着充分的选择权，还需要完善和严格市场规则，打击各种扰乱乃至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这些条件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也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所能奏效的，但只要这些条件未在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有效形成，数量调控(或一定程度上的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的转变将难以完成。

　　第三，对冲外汇占款的可运作空间趋于缩小。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债券来对冲外汇占款，虽然对金融机构整体的人民币资金影响不大，但对那些缺少外汇资产的中小金融机构来说，20%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是一个接近存贷比(75%)临界的比率，如果继续提高，不仅将严重影响这些中小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活动，而且将进一步加重小企业(乃至微小企业)的融资难并由此引致就业等诸多问题的发生。

　　第四，中间目标的指标选择依然困难。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以M2增长率为主要选择，但从M2的构成上看，一方面大量的定期存款并非当期使用的资金，并不发挥交易货币效能，将其列为货币政策调控范畴并不一定合适。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又存在大量发挥货币功能但未列入统计范畴的因素，其中包括：住房公积金存款、委托存款、地方财政存款、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资金、各种类型的一卡通以及信用卡透支额度等等。重新修订的工作可能不仅限于M2，还包括M1(如居民储蓄存款中活期存款、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资金、各种类型的一卡通以及信用卡透支额度等是否应纳入M1范畴)。这些修订后的指标要成为实现中间目标的关键性指标，还必须符合可测性、相关性和可控性等方面的要求，这又将涉及相关各方之间复杂的权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