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宝德:探索中华文化的创新

时间:2009-07-11 16:58   来源:中国台湾网

  中国台湾网7月11日长沙消息 在11日举行的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分论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上,中国国民党国政研究基金会教育文化组政策委员汉宝德的代表替其发表演讲,以下为汉宝德演讲稿:

  一、中华文化的创新精神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创新。这不是基于民族主义的高傲之词,是我个人的体会。几十年前我到美国留学,教书及考察,曾访问很多建筑系,发现中国的留学生在以创造为主轴的课程中都名列前茅,远远超过日本同学。我思索其原因,觉得并非国人都有天生的才能,而是我们的文化背景所形成。

  我的结论是,中国人习惯于横向思考,不为常规所绳。外国人在一百多年前接触中国人,说我们“机诈”(tricky),这是“足智多谋”的恶意的说法。与外国人比较,他们多半循规蹈矩,依礼行事,倒像孔圣人的信徒。我们反而遇事东张西望,寻找突破规矩的机会。所以红绿灯对我们都只供参考,道路上一团混乱,却乱中有序。我们为甚么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希望学者告诉我们。但事实是,我们一方面口口声声的尊重传统,一方面却绕着圈子寻求满足。在行为规范上或伦理道德上这也许不是好事,但在创新观念上却完全是正面的。

  我们是一个变通的文化,“穷则变,变则通”是我们认可的做事方法。实际上这是与我们的造字之法相关的。在六书中可以看到,大多都是变通而得。指事、会意、形声都属于横向思考的结果,转注与假借就是纯粹的变通。文字使我们习惯了创造的方法,并习以为常,变革才是常态。

  在我的专业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建筑传统自汉朝开始几乎在不停的变化中。表面上,匠人们尊重一定的规范,建筑的原则似乎没有改变,但每隔一段时间,建筑就出现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个过程缓慢,但却十分明确。南北朝的建筑、唐代的建筑,到宋代、辽金,都有其特色。演变到明清,简直就是全新的面貌了。所以当我们看到日本的古建筑,自中国学来,却一直忠实的保留其传统,就觉得是异国的风味。相对的说起来,日本是努力于保存的民族,我们是致力于革新的民族。“革命”是自古以来的行为指标,要我们抱持求新的精神,勉励我们“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日本人才会把一个千年古庙,为免走了样,每二十年依样重建一次,一直保存到现在。

  我们既然是这样一个歌颂创新、在骨子里一再求新求变的文化,为甚么没有把创新的精神充份发挥出来,在世界的各民族中占领先地位,却在历经数千年的光荣历史,最终却落在西方之后,几乎亡国呢?

  在我看来,这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中华道统的力量。这个力量历经尧、舜、禹、汤,周公孔子,加上道家与后世佛家的思想,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磁性力量,使我们的创新力无力挣脱。第二个力量则是政治与社会的制度自封建走上专制极权,使真正的创新力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下面容我简单加以说明。

  二、中华文化对创新的约制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原是以维新为主体的。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学说互别苗头,供大家思考、选择。最后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才定为一尊。这种以儒家为正统的观念是与政治上的专权制度并存的。在百家中选出「正统」来是必要的。其正面的意义是建立文化的主体。这个主轴,儒家的学说,历两千余年不变,是中华文化的主心骨。我们的头脑再灵活,也只能围着这个主轴求变化,绕着主轴转,最终还是回归正统。这好像建筑,不论怎么改变,终究还是离不开对称轴,离不开层层院落的组织。有了这个主轴,就万变不离其宗,使中华文化数千年一以贯之,即使有外族入侵仍维持正统精神不堕。

  这一文化特色与我们的文字与书写传统是相关的。文字与书写成为文化传承的主要工具,才能保持道统于不堕。有文字,就有经典,有经典就有传承的体系。由于创造的文化本质,使主流思想具有包容性,才使中华文化能大能久。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但不能否认的是,儒家的正统思想,确实有效地限制了「旁门左道」的发展。一切具有创意的观念,都无法离开主轴太远。学问以孔孟为主轴,科技发展不起来,即使有所创发,也得不到鼓励。因此天文观测只能用在历数上而无法形成学问,永远无法出现伽里略这种人物。

  当然,正统思想是以政治权力为支柱的。政治把思想转变为意识形态,扼杀一切不能相容的思想与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变革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汉唐以后,政治权力集中,文字的变化就停止了,因此汉代之前的多种丰富的文字形式都成为过去,自此而后不再改变。所能变的不过是个人书写的风格。到了后期,随着专制权力的集中,连书写风格经由考试的方法都予以固定了。可是凡是王权不及的地方,民间创新的活力仍然蓬勃地发展着,只是得不到鼓励,无法形成规模,进而影响主流文化而已。

  三、自由与人文价值是创新的基础

  在专制时代,王权是无处不在的。但是中华文化中,帝王总为民间保留一些自由的空间。这就是欢逸文化产生的原因。中国绘画与文学基本上是远离政治的,所以成为传统文化的精髓。但是无可讳言的,诗文与书画仍然会流传于当朝,无可避免地受到些政治的干预。所以传统的创新力量最明显的是表现在王权不会触及的民间工艺之中。宋代以后,庶民生活开始主导工艺的发展。除了皇家的官窑器外,民间陶瓷得到自由的发展。景德镇与南方的窑场都有些创新的器型出现,配合着民间的需要。元明之后,最引人注目的,是广为庶民阶级所使用的两种日常用具:宜兴茶壶与铜香炉。自明中叶到清末,宜兴茶壶创造出无数的式样,每一式样都别具特色,既好用又好看,真是琳琅满目。这些式样经过大量的推广到民间,成为生活艺术的重要角色。

在这里我试举宣德炉为例,说明一种官方倡导的生活工艺品,一旦推广到民间,会产生怎样美好的结果。宣德炉开始时是承袭宋代瓷器的做法,把上古鼎彝之类的重器,改为小型器物,供燃香之用。这种器物经生活化以后,进入民间,到了清代,宣德炉成为专有名词,而非指宣德朝所制之炉,因此使工艺家发挥创造力,型制变化之多,几乎难以统计。与宜兴壶相类,每一式样均兼具功能与形式之美,令人叹为观止。若以生活之需要看,实无如此多式样之必要,可知在清代,宜兴壶与香炉皆以制作吸引使用者的兴趣,美感与创意乃主要的价值所在,直到庶民生活之休闲方式改变,才被放弃。

  (以香炉为例,说明式样的创新)

  以上的说明志在陈述一个事实,在自由没有约束的情形下,中华文化创新的活力就会自然地发挥出来,是任何其它文明所无法相比的。因此在今天讨论如何促进文化的创新,其实毌需他法,只要不干预就可以了。当然不能不强调的是,这个民族太聪明了,自由的环境一定要有维持纪律的机制,使这些聪明用到创新上去,否则不免寻找快捷方式,不顾他人的利益,被国际嗤笑为山寨版的祖国。民族的自尊心要发挥在以创意服务人群的精神上。

  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实际上是创新文化的重要基础。西方文明的飞跃发展始自文艺复兴时代,因为以人为中心的文明蕴含了博爱的精神,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心。而仁心是中国传统中逐渐流失的价值,有待我们在普及教育中力求恢复。

编辑: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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