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隋唐大运河的历史价值与遗产保护的探讨
中国大运河以京杭大运河与隋唐大运河规模最大、影响最深，长期以来人们对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促进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有着较为充分认识。但是谈到隋唐大运河，却多与隋炀帝“游山玩水”联系在一起，往往把隋唐大运河作为隋炀帝残暴、奢侈的历史见证，而对于隋唐大运河的真正的、深层的历史意义、价值却注意、发掘的不够。
关于隋唐大运河的历史意义、价值应该将其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是西部与中亚之间有大面积戈壁沙漠，东部和南部是大海，华夏文化形成的核心地区在黄河流域中游，从夏商周时代的华夏文化，到秦汉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其空间的发展是从中原向四周的扩展。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从秦汉帝国开始，其北部和东北部，一直是中华民族自身历史发展的关键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决定，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从西向东，而经济上是向东南方向发展，政治上是向东北方向发展。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鼎盛时代，在国家空间格局的变化上，尤其突出反映了上述规律。
从经济方面来看，汉代以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地区连年战乱，人口大量南迁。与此同时，南方地区得到迅速发展，致使江南一代被当时的学者誉为“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任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1]对此，北魏孝文帝曾经设想开凿沟通从洛阳到东南地区的运河[2]，不过由于当时国家战乱，这个计划不可能付诸实施。隋唐时代，江南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用更为突出，所谓当时“天下以江淮为国命”[3]，国家的财政是“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4]。隋炀帝杨广在当皇帝之前，曾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开皇八年他又作为行军元帅统兵伐陈。杨广对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应该是很了解的，因此他登基之后，立即开始了从洛阳到江南的大运河建设工程。
从政治、军事方面来看，从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几百年分裂走向统一的隋王朝，隋炀帝面临着巩固国家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的重要任务。隋王朝的建立不等于国家统一的全面完成，就在杨广平陈之后一年，江南豪强汪文进就发动叛乱。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政治统治、军事控制，应该是隋炀帝开凿东南方向大运河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东南方向大运河（通济渠）的目的有经济与政治、军事几个方面的原因，那么他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凿的洛阳至北京的东北方向的大运河（永济渠），其主要原因应该是政治统治与军事活动的需要。永济渠历时一年完工，隋炀帝就在永济渠北端的涿郡蓟城（今北京），修建了“临朔宫”，这是隋炀帝指挥隋王朝东北地区战争的前沿“指挥部”。永济渠开凿以后，随即为征战辽东等地，多次投入大规模军队及粮草、车辆、兵甲等军需物资的运送、集结[5]。唐代太宗李世民征战辽东、武则天讨伐契丹等，也都是利用了永济渠这条运输线。隋炀帝开凿永济渠，使涿郡蓟城（今北京）的地位，逐渐从秦汉以来的地区性中心走向全国。隋唐时代的永济渠为巩固东北边疆地区提供了重要保障，辽金元时代又为北方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进入内地、共同构建并促进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历史作用。正是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使海陵王有可能从黑龙江阿城迁到北京，建立了“金中都”。元忽必烈灭金，在北京建都——元大都，当时永济渠作为北方与内地的重要交通命脉，自然是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隋炀帝永济渠的开凿，其在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隋唐大运河由于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其作用相对减弱，加之环境变化、水源枯竭，现在的隋唐大运河基本只是留下运河的故道遗址。从“可视性”角度来看，隋唐大运河不如京杭大运河，有人说京杭大运河是一条活着的运河文化遗产，而隋唐大运河就静静地埋在地下。我认为对于隋唐大运河而言，现在还不是“可视性”如何的问题，当务之急是究明隋唐大运河遗址本体实际情况。目前对隋唐大运河遗址的了解，多来自各种各样文献记载。由于时代与科学发展的局限性，上述记载或比较笼统、或有所讹误、或存在疏漏等等。类似隋唐大运河这样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文化遗产，要究明其物质载体的分布、形制、结构、时代、工艺等基本情况，必须作好科学规划，以田野考古为基础，以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由点及面的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积累资料，摸清底细，有的放矢的开展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展示工作。
隋唐大运河作为古代水利工程遗址，它又有其特点：由于隋唐大运河遗址已经埋藏在地下，所以其保存的文化遗产历史信息相对而言更多一些、“完整性”更好一些、“真实性”更强一些。对于我们认识、了解、研究中国古代运河发展史，更具有科学与学术意义。
但是实事求是来看，我们对隋唐大运河还不能说“心中有数”，应该承认我们还是心中“底数不清”。现在各地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房地产开发热潮，使我们地下文化遗产的隋唐大运河遗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鉴于隋唐大运河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当前有必要加强隋唐大运河的研究，积极开展隋唐大运河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尽快究明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家底”，做到对隋唐大运河保护要“心中有数”，这是作好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前提，是开展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科学基础。
关于文化遗产的“可视性”问题，我以为隋唐大运河遗址与京杭大运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是无法相比的。正如现代“摩天大厦”与古代希腊神庙废墟，其“可视性”各有特色。前者的欣赏，满足了人们的视觉要求；后者的参观，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隋唐大运河遗址的展示，象其它文化遗产中的古代遗址一样，其“完整”中的“不完整性”、“壮观”中的“沧桑感”，正是它的科学“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