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节由来
关于元宵张灯的习俗，一般认为始于汉明帝的“燃灯表佛”。据载，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是在汉明帝永平年间。相传汉明帝某天夜里梦见一个金人，身长丈六，飞绕白光，项佩白光。第二天，明帝询问大臣，有人说陛下所梦有些像西方的佛。于是明帝派蔡愔、秦景等十几人出使天竺，拜取佛法。后来这些人在路上恰遇传法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永平十年，汉使与梵僧用白马驮佛经、佛像，回到洛阳。这一年，也就被后人视为佛教初入中土之时。翌年，明帝又敕建洛阳白马寺，这寺也就被后人视为中土佛教的祖庭。笃信佛教的汉明帝听说古印度摩揭陀国正月十五有观看佛舍利放光雨花之举，便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廷和寺院燃灯，以弘扬佛法。
汉明帝“燃灯表佛”，就如同重阳节的“桓景避灾”一样，对节俗给出了圆满的答案，但却并不十分确凿。同在汉代，汉武帝时祀太一在夜间，势必燃灯；汉文帝在上元夜出宫游玩，又势必要在室外燃灯。而据正史记载，汉武帝时金吾弛禁，“放夜”让老百姓娱乐，燃灯恐怕是免不了的；而让朝廷解除宵禁，可见游玩的人不少，因而燃的灯也少不了。这些，不能说与上元燃灯无关。
花灯与灯市
花灯是灯节最突出的景观，也最能概括这个节日的活动，而其余的灯市、观灯游赏以及社火百戏等节俗活动，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此发展引申出来的。
上元花灯经过近两千多年的传承，展现了一个从独立到组合、从静止到活动、从单纯到装饰的过程。最初的灯是单纯、静止的，它不能运动，也较少装饰，并且多是单个独立的。其后的发展变化过程中，灯的里里外外都被加以雕琢、修饰。首先是灯的形状变得五花八门起来，各种几何形状如圆、短、方、角等出现了，仿生的如龙、马、黄瓜、柿子以及人物等也出现了；同时灯的装饰性加强，除灯框多加雕饰外，灯笼上又有了彩绘，所绘内容或吉庆图案，或花草动物，或小说戏曲故事。
灯自身的装饰性加强的同时，相互的组合也实现了，唐有灯树，宋有鳌山。所谓灯树，也就是一种形状如树的灯架。相传灯树始见于唐玄宗时的宫廷。《开元天宝遗事·百丈灯树》说：“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光，光明夺月色也。”唐玄宗时不仅置有灯树，还结有灯楼。据韩鄂《岁华纪丽》及《灯影记》等书记载，当时的能工巧匠毛顺曾在宫廷用缯彩结为灯楼，广达二十间，高达一百五十尺，灯楼上悬挂着珠玉、金银穗，灯上又绘有龙凤虎豹，极尽绮丽和韵致。唐代的灯树、灯楼不过一树、一楼，至宋，更有兼具山林形胜的鳌山（也叫灯山）出现。这灯山上绘的是神仙故事，更有结彩而成文殊菩萨跨狮子、普贤菩萨骑白象等造型，并且菩萨们的手臂还能活动自如，手指又能出水。组合型的元宵花灯自唐宋大盛以后，受到各代朝野士庶的青睐，人们匠心独运、心裁别出，更加宏伟壮观、精致巧妙的花灯不断涌现。今天，这种组合式花灯更是重大灯会所必不可少的。
上元花灯在组合的过程中，也开发了“活动”的渠道。宋代灯山上菩萨的手臂已经是活动的了，后来利用机械手段制作的活动花灯越来越多，极尽其妙。更为绝妙的是所谓“走马灯”，它的动力不是机械能，而是热能。《燕京岁时记》谈到其原理说：“走马灯者，剪纸为轮，以烛嘘之，则车驰马骤，团团不休，烛灭则顿止矣！”这种灯在唐代已经存在，叫“影灯”。后世的走马灯并不专以人马为题材，戏剧人物故事等也是其内容。
上元张灯之盛、花灯之多，必然要形成贩卖花灯的灯市。宋代都市业已形成这种灯市。周密《乾淳岁时记》说：在都城，从年前孟冬开始，“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宋以后的灯市自然是格外发达，史志多有记载。
张灯之外，使元宵不夜天更为增色的是烟花。烟花不像灯火可以长明，而只是一霎闪烁，但这短暂的闪烁比灯光却要耀眼、绚丽得多；况且烟花的发展也和花灯一样，由简单而到复杂组合，可以构思设计得宏大、持久；此外，烟火的动感远较花灯为胜，可以急如流星，可以烂若花开，且有声有色，颇能激动人心，撼人魂魄。
烟花与爆竹是一个家族的，但后者较前者的出现要早一些。据宋高承《事物纪原》说，火药的杂戏始于隋炀帝，后世逐步完善，达到今天这种声色俱佳的境界。爆竹只有声响，无多可观；花灯只有色彩，没有声响；烟花则综合二者，既可观，又可听，并且有像爆竹一样迅捷或像某些花灯一样舒缓的动感。简单的烟花也只有可动可观却无声响的，正与爆竹相对。清代京城孩子们玩的“滴滴金儿”不爆不响，只喷花，就是如此。复杂的烟花则好像现代的实战模拟，可以构拟一曲“炮打襄阳城”的活剧。烟花的名目也像花灯、火炮一样，复杂多样、五花八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