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48年萌芽后期的台湾电影

时间:2009-04-10 08:28   来源:新京报



 《莎鸯之钟》剧照,右为李香兰,影片与原住民真实的生活习俗有很大差距。


《望春风》作词人李临秋。

  中国自上世纪初有电影以来,就一直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变动的影响下艰难发展,而早期台湾电影的创立,更是一段辉煌的民族文化觉醒和抗争的历史,这种文化觉醒的意识始终贯穿并且成为一种内在的底蕴沉淀于台湾电影发展进程中。这或许就是后来六十年代健康写实主义电影出现的土壤,甚至更长远地波及了七十年代末的“台湾新电影”,更根本一点来说,历史环境的不同,使得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以截然不同的面貌走向不同的未来。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台湾遂落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日本殖民化统治中。

  作为文化产品之一的台湾电影当然也不能幸免。回顾台湾电影早期发展的历史,总会让笔者联想起卓别林电影《大独裁者》中那个夸张讽刺、又充满心酸意味的场面:独裁者希克姆将整个地球得意地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全世界在黯然无语中弹性反抗,直到黑暗破裂的时刻。应该说,这掌控和抗争的一幕,用于形容日据时代台湾早期电影日本力量和本土意识相互胶着的状态,是再合适不过了。

  早期台湾电影绝对是被任意把玩的“地球”,成为日本文化侵略中国台湾的集中显影。日本政府凭借强权剥夺华语文化,殖民化的电影活动硬生生地书写下台湾电影的发端历史,而且日本力量主导和渗入了中国台湾电影发展进程的每一步。台湾最早的电影巡回放映活动由日本人在1901年初开启,最早的电影院芳乃馆是日本人高松丰次郎1907年建立的,最早的故事片是日本人田中钦1922年拍摄的《大佛的瞳孔》,还有所谓“第一部有声故事片”也是日本人1936年拍摄的殖民电影《呜呼芝山岩》。台湾电影史由“日”而起,这成为了台湾电影人心中永远的痛。而且就数量上来说,早期台湾电影的创作本来就数量稀少,即便这样,多数电影创作的维持大都离不开日本的合作拍摄和资金支持。更让台湾电影人揪心的是,台湾电影主体上被充满殖民化、皇民化色彩的奴教影片所主导,侮辱歧视台湾人民、歪曲历史的电影比比皆是,比如1927年问世的歧视台湾高山族人民的影片《阿里山侠儿》(原名《灭亡路上的民族》)、还有无耻地将中国台湾抗日英雄丑化为社会暴徒的影片《呜呼芝山岩》等。

  早期台湾电影的创立,也是一段辉煌的本土文化觉醒和抗争的历史。尽管日本殖民政府通过颁布严苛的电影审查规则和禁止放映国语和台语影片、以及内地影片不准输入台湾等种种规条,意在扼杀台湾本土电影的创作,众多早期台湾电影人还是勇闯藩篱,破“日”而立。上世纪20年代初,张秀光率先投入内地电影界学艺,并将《孤儿救祖记》、《渔光曲》等优秀影片输入宝岛;王荣权等开始尝试自主建立起台湾电影的发行放映业。1925年刘喜阳、李松峰等台湾映画研究会的主力干将,开创性地尝试拍摄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台湾故事片《谁之过》;1929年又创作出《血痕》(又名《峦界英雄》)等出色的本土卖座片。除了破“日”之外,台湾电影之“立”

  还面临着胶片紧缺、摄影技术差等种种困难,难能可贵的是台湾电影独到地开掘出了在歌仔戏中穿插电影放映活动的连锁剧形式。

  在殖民统治的重压下艰难寻求本土生存的台湾电影,虽然在1945年随着日本宣布投降结束了压抑黑暗的抗争史,但文化觉醒的意识由此却一直贯穿,成为一种内在的底蕴沉淀于台湾电影发展进程中。延续到六十年代初,两部中国台湾和日本合作拍摄的彩色宽银幕影片《秦始皇》和《海湾风云》,就因为台湾丧失了导演、表演等创作主导权以及日本公映并未出现“共同摄制”的字样,而被台湾民众强烈抨击,如此尖锐的抗争勇气直接导致了后来台湾中影公司的改组以及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出现。

编辑:贺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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