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长期低迷，电影人束手，当局也迟迟拿不出积极的电影复兴方案。于是纪录片成为台湾生产力最强劲的电影创作形式，一枝独秀。2004年，《歌舞中国》、《跳舞时代》、《生命》等纪录片作品接力上扬，票房喜人，美誉不断。显然，纪录片已在台湾吹起影像新风潮。
制作方法：独立制作与游击战
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结成小组长期合作，这是台湾纪录片摄制最普遍的组合建制，就是独立制作。这个小组包括：制作人、执行制作、导演、摄影师、录音师、剪接师，如果用胶片拍摄还得有灯光师和录音师。剪接师常由导演兼任，不过现在国外流行导演自己不剪片，而由专业的剪接师寻找结构按规律操作，以避免太多的先入为主。
执行制作这个职务很重要，选题时要查找材料，然后是联系场地，接洽各方面人事，管理吃住行。到后期他就是剪接助理。他既是剧务也是场记，还参与创作，要跟透全过程。
至于资金，各基金会是一大来源。片子拍了一段，制片人就赶快拿到基金会去放以争取基金。就这样边拍边要钱，直到一部片子完成，然后再为一个新的题材去找钱。这跟打游击似的，风险很大。但是纪录片在台湾逐渐火热起来后，相信会有更多的市场运作。
题材选择：原住民、家庭与政治
最近几年台湾有一批纪录片在关注原住民的生活，不一定就叫人类学纪录片，编导也不见得有人类学背景，很多只是从题材出发凭直觉去创作的。
另外家庭纪录片也火暴起来，编导不再到外面去找题材，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亲戚朋友等能是主角，于是家庭问题成为主要的思考命题。这和DV机的普及有关系。阿公对着镜头说孙女：你光拍光拍，阿公上厕所都没人扶了。孙女把素材拿给朋友看，然后把朋友的反应也拍下来，又拿回来给阿公看，于是互动概念被引入。作者问父亲：你既然知道自己是同性恋，为什么娶妈妈？这样的问题做儿女的不好问，但有摄像机在场，现场就有了一个沟通的媒介。于是摄像机被重新审视，它在历史上曾是一把枪，现在它在促进人的情感交流。
90年代以降的台湾纪录片很少有以政治为主题。在一份探讨台湾视听媒体艺术生态的“国艺会”研究报告中，研究者就指出这一缺失政治主题的纪录片文化现象：“国艺会”自1997年以来资助的300多部纪录片作品中，没有一部与政治有关。又如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7年来所有的学生作品中，也没有一部是在关注政治话题。在多年来被政治或泛政治文化全面席卷的台湾社会里，台湾纪录片人或许不是不敢，而是已对政治感到烦腻。
纪录片教学：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
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专门培养纪录片研究生人才，有7位老师，每年招收12个学生，要求拍过纪录片(现在台湾纪录片工作者的年龄大都是30岁上下)，学科成绩差一点没关系。在考试上有严格的程序，先是笔试，要考英语、社会学、新闻学和技术方面的学科，如编辑。每年大约200多人参加笔试，笔试后有60多人可以参加口试，5个评委从中挑出12个入学者。
入学后，头三年是基本课程：纪录片史、美学、田野调查、社会学、经济学等等。但每年都要交作品，最后一年主要都是实践创作。毕业要有毕业作品和毕业论文，论文要阐述你的纪录片创作理念。作品不一定在媒体上播出，但学校每年都要办一个联合展，也在外面搞放映会，请专家做讲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