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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后中国式赈灾:对口援建

时间:2010-05-12 14:27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512报道 512将是汶川灾区对口援建工作“基本完成”的最后期限,如何将19个省市兄弟般相助的巨大精神财富转化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财富,亟待总结和思考。

  

  “工期紧,180天要完成164套共1.8万平方米房子的修建,我们平时都是加班加点,节假日就不休息了!”四川省青川县平安小区建设工地上,指着远处塔吊旋转、工程车来回穿梭的火热场景,现场排查安全隐患的安全员曾令贵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就在这一天上午九点整,浙江宁波市援建指挥部在乔庄高中的建设工地上,举行了“宁波援建青川县城大决战宣誓仪式”。

  

  两年前的65,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以“举全国之力”加快灾后恢复重建。5天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确定粤、苏、沪、浙、京、辽等19个省市立即组织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作。

  

  与此同时,国家又建立了3000亿元的中央财政灾后恢复重建基金。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确定,扩大内需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1/4将用于灾后重建,把灾后重建作为扩大内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

  

  尤其是2009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对口支援省市在财政收入增长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依然明确表示支援灾区的“决心不变、力度不变、目标不变”,努力压缩本地行政开支,确保援建资金及时到位。辽宁对口援建四川安县指挥部总指挥张征感慨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一个地方有困难,集中全国力量帮助,重建就容易多了。这种体制机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

  

  据四川省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底,援建省市与四川地震灾区签订协议援建项目3118个,到位资金415.2亿元;开工2831个,其中完工1555个。建设合作产业园区18个,协议引进项目420个、投资总额500多亿元。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确定援助项目291个,到位资金41.2亿元;开工87个,其中完工3个。

  

  现在,按照中央“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工作部署,今年512日将是对口支援工作“基本完成”的最后期限。在这冲刺时刻,《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入四川省北川、青川、汶川、绵竹等重灾区调研灾区援建的最新情况和实践经验。

  

  援建“群英图”

  

  宁波市援建指挥部指挥长史济权告诉本刊记者,宁波对口援建青川县县城乔庄镇和黄坪、瓦砾、茶坝三个乡,其中困难最大的是青川县城。由于重建方案批复较迟,青川县城的建设时间只有短短15个月,而且还需要腾挪数千套板房,任务极其艰巨。

  

  史济权说,“我们用宁波人的智慧和勇气,只用了2个多月时间就高质量编制完成了县城规划;半年时间就腾挪了5000多套板房,确保20个县城项目全部开工,创造了宁波速度。”今年8月底,20个县城项目可全部完工,确保实现中央提出的“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目标。四川省省长蒋巨峰调研时将此项目评价为“奇迹工程”。

  

  面对已投入使用的乔庄小学,教学楼、宿舍楼、图书馆、实验室、微机室等设施齐全、标准一流,学校操场为塑胶地面。该校副校长黄朝明由衷地感慨:“没想到宁波援建者能用这么短的时间建起这么漂亮的学校,而且是抗震8度设防,现在学校师生再也不用担心地震了。”

  

  绵竹市汉旺镇是地震极重灾区绵竹市受破坏最严重、人员伤亡最多的一个乡镇,震后全镇瓦砾遍地,一片废墟。《瞭望》新闻周刊日前在汉旺采访时看到,汉旺镇老城钟楼的指针依旧定格在1428分,但距此往南2公里处却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有一排排新建的漂亮住宅,有宽阔的柏油马路,还有现代化的医院和学校……一座由江苏无锡援建的汉旺新镇已拔地而起。

  

  无锡市对口援建现场指挥组总指挥长王学芯说:“为了在今年512日前基本完成对口援建任务,由无锡援建的18个在建项目今年春节期间全部没有停工。”本刊记者看到,无锡对口援建指挥办门前的倒计时牌上的日程表显示,汉旺新城的各个项目,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430日前,所有38个工程援建项目中除第四批安置房项目外,其余37个将全部竣工并交付使用,汉旺新镇城市功能基本形成……731日前,无锡援建所有工程项目的审计和决算全部结束……

  

  在汶川县水磨镇,耸立着藏羌汉风格的水磨中学,寿溪湖畔的休闲旅游区初具规模,融入佛山建筑风格的“禅寿老街”已基本整修完毕。331,广东省佛山市对口援建汶川县水磨镇78个工程项目整体移交,比国家要求的时间提前了半年。这个速度的取得来源于援建者与建设者的超常付出。

  

  佛山对口援建水磨工作组组长刘宏葆介绍说,过去水磨镇全镇有60多家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佛山援建组来到水磨镇后,提出“搬迁工业企业,重树生态水磨”,利用当地地形打造寿溪湖,新建了16万平方米的水面和14万平方米的绿地,鼓励当地居民发展旅游商贸业。现在,一个既能帮助当地居民增收,又能为外地游客提供休闲度假的生态旅游区正在兴起。

  

  “输血”与“造血”并举

  

  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四川灾区,不论是农民群众,还是地方政府,在民生项目、基础设施及家园重建基本完成后,他们最盼望的是能够得到产业扶持,以增强“造血”功能,让农民群众能够尽快还清建房贷款、增收致富,地方经济能够加快发展、可持续发展。值得欣喜的是,“输血”与“造血”并重,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正是各援建省市普遍注重的援建内容。

  

  浙江援建青川指挥部指挥长谈月明举例告诉本刊记者,针对青川发展工业“无地可用”的状况,指挥部创建“飞地园区”建设模式,在广元市打造了“广元青川-川浙合作产业园”,目前已经吸引了16家浙江企业入驻,总投资21亿元。全部建成后将实现利税超亿元,还可解决5000人就业。

  

  另外,指挥部根据青川生态条件好的实际,投资1亿元创建了“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模式,引导受灾农户发展生态养殖和茶叶、木耳种植等特色产业项目。同时,扶持“川珍实业”、“七佛贡茶”等龙头企业,在浙江开通了青川农产品和药材“绿色通道”,133家卖场和超市帮助销售青川农副产品,年销售额达3000多万元。

  

  辽宁援建指挥部副总指挥韩克亮说:“我们把安县作为辽宁的‘第45个县’进行全方位对口支援。投资2.09亿元,用于“辽安工业园”建设标准厂房、园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仅作为园区主力的辽宁华晨汽车及零部件工业园项目投产后,就将实现年产值127亿元,必将有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群众就业。”

  

  对口援建都江堰市的上海市,将打造10万亩生态农业集聚区作为产业援建的重头戏,并由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上海浦东孙桥现代农业园区负责实施。园区聚集区涉及都江堰12个乡镇,将做到一镇一特色,建成后可带动核心区农民人均年增收1500元以上。

  

  苏州援建者巧妙地在孝德镇灾后重建中巧妙改造贯穿场镇的臭水沟,将苏州元素和绵竹年画元素融合其中。新建的“苏州水街”能容纳60多户商户,成为孝德镇的中心商业区,既为附近安置房住户提供了必需的生活配套设施,又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个特色景点。

  

  对口援建绵竹市的江苏援建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李亚平说:“在对口援建之初,江苏省就把灾区经济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注重增强其‘造血’功能。一方面,我们强调把江苏的技术、产业转移,使绵竹的农村有现代化农业示范园,城市有对口合作产业园;另一方面,对于年画、乡村旅游等富有绵竹地方特色的资源,我们又不遗余力地恢复并进一步发掘其内涵,使之从资源变成产业。

  

  软硬结合智力援建

  

  在四川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中,各对口支援省市在加快民生项目、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和产业援建的同时,着眼长远,将“硬件”与“软件”结合,在灾区人才培养方面加大支援力度。他们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通过采取双向挂职、两地培训和支医、支教、支农等办法,进行传、帮、带,为灾区培养了大量医疗卫生、项目管理、施工监理、城乡规划等技术人员和各级干部,给予受援地区有力的支持。

  

  浙江援建青川指挥部党委副书记赵克告诉本刊记者,援建以来,指挥部先后制定并实施了10项人力、智力对口支援计划,目前已联系省内有关单位派出30多批、2200多人次,省内数百家单位与青川相应单位建立“结对共建”机制,加大对青川县支医、支教、技术培训、科技帮扶等援助力度,助推青川科学发展。

  

  “我们来青川后,发现青川的很多基层干部对发展信心不足,甚至存在悲观情绪,认为无论是区位优势还是经济发展水平,都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巨大,难以追赶。”浙江援建青川指挥部综合组组长顾承甫告诉本刊记者,在指挥部开展的“青川千名干部培训工程”中,“我们首先告诉他们:浙江也缺乏资源,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的总体经济实力例如GDP还不如四川。发展主要靠思路和创新,有了路子才能发展,而不是有了钱、有了资源就行。”

  

  

  他举例说,在去年6月的一次组织青川科级干部到浙江的培训中,援助组有针对性地选取了两个县,一个是安吉县,这是一个山区县,生态条件很好,没有盲目发展工业,而是坚持“生态立县”,同样实现了强县富民的目标,目前当地农民年人均收入是青川的近5倍;另一个县是嘉善,是浙江最靠近上海的一个县,木材加工等工业经济发达,虽然跃入了全国百强县,但是,嘉善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昔日的“鱼米之乡”却出现安全饮水困难,为此,当地不得不投入20多亿元解决安全饮水问题。

  

  “这次实地对比参观培训,对青川参训干部思想观念震动很大。”顾承甫说,青川干部从中不但树立了信心,更拓宽了视野和眼光,“智力援建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强青川基层干部的发展信心,开拓思路和眼界,提高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瞭望》新闻周刊在“5·12”前夕走访四川汶川灾区了解到,在这支对口支援大军里,有建设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八大主力”,有建设上海世博会的“王牌军”,有曾参加唐山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特级建设企业……英才汇聚,院士、博士、硕士数以千计,许多都是百里挑一、经验丰富的优秀管理和技术人才,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援建阵容。

  因此,相对于过去给资金、干部挂职等对口扶贫和对口帮扶模式相比,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实施的对口支援不论在规模、形式还是内容等方面,效果都大大优于前者。在此过程中,各援建省市根据自身及受援建地实际,以人为本、民生为先、科学重建,探索出许多好的经验、做法和新机制,同时也锻炼了干部队伍。

  

    “双向挂职”凝聚合力

  

  对口支援过程中,处理好援建方和受援方的关系至关重要。首先,各援建省市普遍同受援地党委、政府建立了指挥部联席会议协调机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当面沟通、协调,及时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双向挂职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机制。例如,援建北川的山东前线指挥部两名同志挂任北川县副县长,北川县一名副县长挂任山东前指总指挥助理,其他分指挥部在乡镇和村一级双向挂职。山东援建指挥部总指挥徐振溪说,两地党员干部“双向挂职”机制让两地干部鱼水相融,形成一个拳头、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不仅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还加强了两地干部的学习交流和全面锻炼提高。

  

  在近两年的对口援建工作中,各援建省市与受援地的干部群众加深了了解,密切了关系,为未来更深层次、更广泛的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宁波援建指挥部副指挥长王梁慧说,这种面对面的援建,双方人员每天朝夕相处,共同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不仅可以使受援地干部学到中东部发达地区的先进发展理念和管理经验,对援建者也是一个加深对西部了解、加强自身锻炼的好机会。

  

    国家荣誉需要“照耀”援建者

  

  在援建工作中,援建者不畏万难、忘我工作,告慰在灾难中逝去的生命,为生者点燃希望。灾后重建时间紧、任务重,唯有苦干。各援建省市提出“白加黑”“5+2”“夜总会”工作法,就是白天晚上都工作,每周工作7天,白天下工地、夜里开总结会。

  

  浙江援建指挥部按照浙江省委“四个特别”(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要求,大力发扬“四不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不怕险)精神和“五干”(晴天抢着干、雨天巧着干、晚上挑灯干、双休日加班干、合理安排科学干)作风,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队伍教育管理,实行准军事化和人性化管理相结合,注重人文关怀和思想政治工作,有力推动了援建工作的有序、高效开展。

  

  就此,一位援建指挥人士向本刊记者提出,希望中央对援建工作进行总结表彰,“全国集中力量对口援建灾区,是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史无前例,备受关注。广大援建者团结拼博、奋发有为,被中央领导称为‘最可爱的人’。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对19个援建省和援建干部队伍进行隆重的表彰与激励。”

  

  制度化退出机制待建

  

  “希望中央就对口援建工作时限有一个明确的界定。”采访中,一位援建指挥人士将自己的困惑告诉了本刊记者,根据中央提出“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要求,原定三年的对口支援力求两年基本完成后,“19个省市的广大援建干部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希望能给予统一的明确,以便我们合理安排,确保完成任务。”

  

  《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了解到,中央要求“灾后重建三年目标任务两年基本完成”,实际上多数援建省市均表示,到今年9月,可以全面完成援建任务,部分援建省市目前就已完成了全部援建工程。他们建议,在“后援建时期”,国家对对口支援工作的结果、成效建立一个验收和评估、评价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援建人员“退出机制”。例如,提前完成援建任务的省市何时可以离开,应当有个标准和明确的说法。

  

  另外,四川地震灾区部分干部反映,原定三年的对口支援两年结束、援建人员撤离后,灾区在“援建后进期”,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明确和解决。例如,经过对口援建,灾区的学校、医院、卫生院等公共设施建设有了质的飞跃,甚至比震前超前几十年,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管理难度增大、维护及运行成本大幅上升。如果说前者还可以通过人员培训解决,那么运行成本上升则将是灾区后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另外,汶川地震对灾区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破坏,房屋、道路等硬件设施的重建可以在两三年内完成,但是,灾区产业的培育、农民致富还贷以及地方经济的恢复发展则还需经历较长的一个过程,需要继续给予长期支持和帮助。目前各援建省市虽然普遍表示,未来人员撤离后将会继续给予灾区结对帮扶,但是这种“承诺”的执行和落实,还缺乏法制化或制度化的硬性约束。

  

  本刊记者采访的部分灾区基层干部担心,一旦援建人员撤离后,加之对地震灾区的社会关注度逐步下降,一些“承诺”很可能会成为流于形式。他们希望以上问题能够引起国家及受援双方的重视,并加以研究解决。□

  

  

编辑:栗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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