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了不起的工程大总师和战略科学家”
一枚蓝色的小徽章常年别在孙家栋的外衣口袋上。
这枚徽章如一角硬币般大小，图案是三个同心圆包着一枚火箭。“它象征着中国航天，那三个圈代表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第三宇宙速度————就是飞行器进入太空、离开地球和离开太阳系所需要的最小速度。”孙家栋抚摸着徽章说。
“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意味着我们从第一个圈到了第二个圈。”孙家栋笑笑说。
从第一个圈到第二个圈，不仅标记着中国人迈向深空的脚步，更标记着孙家栋不平凡的航天生涯。
“孙家栋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既是一位善于协调各种技术问题的工程大总师，更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能确定合理的战略目标。”“嫦娥一号”工程卫星系统总设计师叶培建院士说。
无论是40年前的“东方红一号”，还是3年前的“嫦娥一号”，抑或是尚在实施的北斗导航工程，孙家栋均显出卓尔不凡的协调能力和战略眼光。
当年的“东方红一号”，孙家栋实际上是半路接手的————早在1958年，中科院的同志就开始制订方案，开展了大量的研制工作；到1965年中央批准正式立项，已经做了好几年。
孙家栋回忆说，因为中科院搞的那个方案内容太多，太完善了，以那时的技术条件，要保证工程实现是十分困难的。以小小的插头为例，那时国内连有二十几个插针的专用插头都生产不了。
孙家栋接手以后，与一些老专家研究，把卫星研制计划分为两步走，即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解决了有无问题的基础上，再研制带有探测功能的应用卫星。
随后，孙家栋大胆地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简化，比如，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技术不成熟，那就用银锌化学电池；姿态控制部分做不好，那就只保留姿态测量用的红外地平仪和太阳角计。
“当时‘东方红一号’在技术上就四个要求：‘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孙家栋说，“以现在的眼光看，它的确太简单了，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能上天本身就很不容易。”
用最少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最有利的配合，制订出最可行的方案，保证获得最好的结果，这是长期作为工程大总师的孙家栋孜孜以求的目标。
“这个就像桌子与椅子的配合，如果桌子太高而椅子矮了，你可以把椅子升高，也可以把桌子的高度降低，就看哪个更方便。”听孙家栋叙说自己的工作，似乎是那样的平淡无奇。
但实际上，孙家栋所要做的，远非如此简单。
如果把中国发射的诸多卫星比作棋盘上的棋子，那么，孙家栋就是最重要的棋手之一。作为布局者，他不仅布下了众多“棋子”，更想到了今后多少年在何处落子。
2005年10月，“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获得圆满成功后，探月工程成为中国航天新的热点。作为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孙家栋，肩上的压力比谁都大。
2007年10月24日18时5分4秒，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随着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腾空而起，“嫦娥一号”成功开始了奔月之旅。
此时的孙家栋，心中所想的是更长远的战略———
绕月只是第一步，以后我们的探测器还要能落在月球上，还要能返回地球。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派宇航员登上月球，实现中国人的“登月”梦想。在这以后，我们还要在月球上建立驻点……
这就是月球探测计划的“小三步”（探月阶段的“绕、落、回”）和“大三步”（“探、登、驻”）。
“嫦娥一号”圆满成功以后，孙家栋卸下了“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担子，让年轻的同志来续膺重任，但他仍然担任工程高级顾问。
他依旧无法“安享晚年”，他仍然担着国家另一重大科技专项————北斗导航工程总设计师的责任。
“很多人说，GPS导航系统精度高，免费用，我们何必再去搞‘北斗’导航？”孙家栋说，“现在是和平时期，你可以用GPS；万一有个风吹草动，GPS用不了怎么办？俄罗斯在搞‘格洛纳斯’导航，欧洲也在搞自己的‘伽利略’导航，‘北斗’是事关我们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
对于北斗导航工程，孙家栋也有一个“三步走”规划————第一步，先发射几颗试验卫星，建立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第二步，2012年以前发射12颗星，覆盖亚太地区；第三步，到2020年左右，共发射30余颗星，组成一个覆盖全球的网络。
“这样分步实施，先把系统建起来，再逐步完善，非常合理。”叶培建说。
闲不住的孙家栋，始终在思考中国航天的未来。
“如果身体可以的话，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航天员登上月球，能看到中国的深空探测器飞到火星去。”这位81岁的老人语气中满是期盼和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