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岁的贝时璋院士在睡梦中与世长辞
10月29日，著名生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最年长的院士贝时璋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7岁。本报记者不禁回忆起9年前在北京采访他的情景。
2000年4月，天气已有些燥热，本报约会院士赴京采访组来到中关村北一条街，时年98岁的中科院资深院士贝时璋的住所。贝老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扣子扣得毕恭毕敬，一头黑发纹丝不乱，拿着助听器站在客厅迎接我们，着实让我们有点受宠若惊。
贝老坚持让我们坐沙发，自己坐旁边的椅子。这是他几十年不变的待人之道：不论对方地位的尊卑，都平等相待，客人优先。他看上去气色很好，只是耳朵和眼睛不行了，跟我们交谈，只能戴助听器，离远了还不行，一定得把话筒伸到我们嘴边，才听得清。那感觉好像不是我们在采访他，倒像他在采访我们了。贝老说话的声音很响，一口浓重的宁波乡音，我们听着却觉得特别亲切。
浙大是他的“第二故乡”
1903年，贝时璋出生在浙江宁波乡下一个世代种地打鱼的家庭。1919年他考入同济知工专门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同济医科大学。1921年留学德国，1928年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任教，直到新中国成立。
整整20年，贝时璋在浙大度过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奠定他作为我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学术成就的论文《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重建》，就是1934年他在浙大生物系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
浙大是他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说起那里的老同事、老朋友，贝老如数家珍：苏步青、谈家桢都是我几十年的老同事，可惜已有很多年没见了。他还嘱咐我们，如果去上海的话，一定去看看苏老，他比我还年长一岁呢(后来我们把他的问候带给了在上海华东医院一直住院的苏老)。
1949年，贝时璋离开了他执教20年的浙江大学，到上海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5年后到了北京。这段时间，他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科学组织工作方面。他是组建中国科学院最初的倡议者之一，也曾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很多重要规划。
“我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
当我们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这位伟人遗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30多年了，毛主席的遗体依然保存完好。当年，曾经有一位科学家为妥善保存毛主席的遗体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他就是贝时璋。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探寻，贝老说，我现在对生命的本质问题可以发表意见了，我是将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哲学结合起来，探讨生命的本质，而这种认识与年轻时是不能相比的。我现在还在从事细胞重建的研究，21世纪是生命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人类追求长寿已不再是一种梦想。
“我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作为一位近百岁的老人，他有资格说这句话。但他在自己的一篇学术自传中又谦虚地说：“自从我提出细胞重建学说以来，在这一漫长曲折的科研征途中坎坷逾半世，没有受到学术界广泛的、严格的检验，引以为憾！”这就是一位科学家虚怀若谷的胸襟。
临别时，尽管贝老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了，但他还是坚持在家人的帮助下，在我们的签名本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自己的座右铭：“业精于勤，行成于思。”与我们共勉。
养生之道：“只是生活有规律而已”
2002年5月31日，本报历时两年完成了100位院士的采访工作，在京召开《走进中国100个院士的家》新书首发座谈会。本来我们是很想请院士中的人瑞——虚龄百岁的贝时璋来坐一坐的。但考虑到会是在晚上开，且听贝老的亲属讲，贝老虽然身体尚健，但毕竟年事已高，近两年来，已只“允许”他在室内走走，真正是“足不出户”了。因此，只能把这一念头放下，专程抽空到贝府去作一次登门造访。
时别两年，百岁的贝老没有多大变化，他的脸仍如孩子般光滑柔嫩，头发黑白相杂，梳理得纹丝不乱，脑子更是出奇地清楚，知道我们要来，他早早收拾停当，20分钟前就端坐在客厅里等了。
我们把载有他专访和照片的新书送上，他喜滋滋地立刻翻看了起来。在一边侍候贝老起居的贝老女婿告诉我们，如果要交谈，可以写在纸上，于是，我们就与贝老笔谈起人生来。
贝老说，解放前，他在老浙大任教，就住在杭州燕子弄3号。我们问，其时郁达夫也住在那一带，您知道吗？他答道，郁达夫我认得，他家是住在横河桥附近的，那里有一条小河。我们说，台湾著名作家高阳的老家也在那里。现在小河早就填了，建了公园，盖了新楼。老人听了十分高兴，对家乡的变化不胜欣慰。
难得见到像贝老这样的学界泰斗、百岁寿星，我们不免要向他请教养生之道。老人闻言淡淡一笑，答曰：“只是生活有规律而已。”而据随侍的女婿说，即使如此高龄，老人家内衣等小物件仍然坚持要自己洗，有时候中科院的年轻学者来访，贝老还喜欢与后辈探讨一些科研话题，思想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