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诚信困境。欧盟对外谈判中，好处由成员国拿而麻烦留给欧盟机构，造成了欧盟的诚信赤字。成员国认为欧盟服务成员国是应该的，有麻烦指责欧盟也就自然了。欧盟应对欧债危机乏力，质疑布鲁塞尔的声音更厉害了。就拿福利制度来讲，欧洲的社会福利已经超过劳动生产力所创造的价值，既造成债务危机，也造就了约占人口10%的懒汉，移民冲突与极右势力崛起又加剧社会危机，这种制度非改不可。然而，欧洲陷入“谁改革福利制度谁下台，不改革又加深债务危机”的两难境地。与欧洲公民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青年人失业、城市规划、卫生、节能、运输和老龄化等，都是雄心勃勃的欧盟“里斯本战略”的组成部分，但很快遭到各国国内政治的绑架。2000年欧盟提出到2010年将欧洲建设成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已是贻笑大方的了。
第三是程序困境。布鲁塞尔有27个欧盟成员国常驻团，300多名成员国地区代表，5000名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游说者，其决策常常是在各种政治势力的角力中玩妥协的游戏。再加上任期所限，欧盟领导人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政治运行流于形式。在各种机构、势力和舆论的监督下，欧盟机构思考的是应该“做什么”——基于政治正确的程序，而不是“如何做”——基于结果。这是欧债危机迟迟得不到缓解的体制根源。
欧洲困境——陷入民粹主义陷阱
欧盟是一支上升的力量，却不幸位于衰落的欧洲大陆上，这就是欧盟的欧洲困境。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历史上无数次战乱的折腾，欧洲大陆在世界上颓势日显。为汲取历史教训，欧洲极力推进一体化建设，又陷入矫枉过正的怪圈，陷入民粹主义陷阱。欧洲一体化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均衡化发展，却带来福利趋同效应，在各国、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的情形下，形成了北部为南部买单的局面。全球化带来的发展不平衡效应，欧洲未能幸免。
目前的欧盟困境是，单一市场要求以一个声音说话，如今连单一目标都难以企及。失去方向感和发展目标的欧盟，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情势下，更担心“被边缘化，成为欧亚大陆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西部半岛”。
400多年前，英国金融家托马斯·格雷欣在金融货币领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实际价值不同的金属货币被赋予同等法偿能力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货币即“良币”往往被收藏；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则充斥市场，成为主要流通手段。后人将这一发现称之为“格雷欣效应”，亦称之为“劣币驱逐良币规律”。该规律形象地表明了个人理性思考基础上的集体行动博弈，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优势者被迫退出市场，或自动放弃优良法则。这一规律在其他经济和社会领域中也有不少表现。比如，在缺乏完善经济约束机制的市场经济中，假冒伪劣商品向正牌商品、合格商品发起挑战甚至迫使它们退出市场等，都是“格雷欣效应”的具体体现，而其危害性不言自明。
落后拖累先进，先发优势变为先发困境的情形与经济规律中劣币驱逐良币如出一辙。
欧洲困境可以用以下几句中国古话来概括。
“福兮祸所倚”。欧盟工于技巧，不断完善制度设计，殊不知越完善就越难普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文化多样性。欧盟有27个成员国，23种语言，这一方面是其创新的源泉——无论供给还是需求，都需要一个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社会，另一方面却带来“合一为众”的马赛克效应。近年来，随着穆斯林移民大幅增加，欧洲的多元性造成的社会问题比比皆是。默克尔、卡梅伦先后断言，“建立多元社会的努力失败了”。欧盟之父让·莫内也曾感慨——“假如重新开始，我会从文化入手。”的确，与美国相比，欧洲一体化缺乏多元文化的“大熔炉”，未能做到社会政治层面的“合众为一”。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欧盟的发展目标，在全球定位与地区定位、理想地位与现实目标、过去辉煌与未来约束间徘徊。欧洲民众视和平与繁荣为当然之事，享受高福利却反对全球化。欧洲本来需要第二次文艺复兴，却仍执着于规范性权力定位，缺乏罗马帝国的尚武精神和进取心。希腊的竞争力排世界第96位，而其福利水准排在世界的第3位，是典型例证。
“此一时，彼一时”。欧洲地区一体化本是对全球化的替代，现在却面临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开放式全球化所挤压，而欧盟机制作为妥协的产物，无法适应世界的变化。欧盟曾是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革命性力量，如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的领头羊，实乃此一时，彼一时也。(王义桅 作者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欧学术连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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