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福建长乐偷渡客：20多万人从小城进入美国

　　长乐市侨乡桥村分布图。侨乡和侨村密集地分布着。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

　　南方科技大学的大二学生李梦婷，也出生在一个家家都偷渡的家族。

　　她父亲2006年偷渡到日本，十年后被日本政府遣返。

　　小时候，小朋友们都爱玩一种游戏，是爸爸妈妈一人牵一只孩子的手，提起来，让孩子悬在半空中。一家三口，都笑得咯咯的。

　　她总是看得眼热，却只有妈妈的手可牵。

　　十岁时，她第一次见到回国的父亲，“像一个陌生的叔叔”。

　　在饭桌上，父亲伸手过来搂她，一边问：梦婷，喝椰汁吗？她说好。那是父女俩第一次对话。

　　此后那些年，父女的关系就一直停留在这个程度。父亲有时被母亲怂恿，走过来笨拙地和她搭话：这个电视剧好看吗？上次成绩考多少？李梦婷回答，好看，考得还不错。回答聊胜于无，双方都无力送出和接受，但已经是她觉得温暖的时刻。

　　不久后李梦婷母亲患病去世，父女变成了礼貌而冰冷的亲人。

　　现在再讲述与父亲有关的一切，她表情疏离。被问到“与父亲有任何温暖的记忆吗？”她犹豫半晌，摇头，“非常遗憾，一点都没有。”

　　她理解父亲出国的决定，但那十年空白，使两人丧失了感情基础，都不再愿意去弥合关系。

　　被距离拆散的婚姻

　　1930年，纽约一家华人报纸转载了法庭上一位法官和一位华人被告的对话。

　　你结婚多久了？已经38年了。

　　你和妻子吵架吗？从不。

　　你妻子住在哪里？惊讶的法官问。这位64岁被告的回答则令所有人捧腹大笑：我妻子一直在中国。

　　这个故事是作为笑话登出来的，但背后透露出的沉重现实，在将近一个世纪后，仍没有任何改观。

　　男人们离家去国，他们年轻的妻子则一头扎进照顾老人、抚养子女、人情往来、维护宗族的无数种责任与义务中去。

　　丈夫刚离开那两年，每晚把孩子哄睡后，李梦婷的母亲就坐在床上哭。那时她23岁，对照顾好小女儿和两位老人，完全手足无措。

　　压力还来自经济状况。丈夫偷渡，家里欠了一大笔债，她有个小本子，首页记的就是欠哪家多少钱。每个月收到丈夫的汇款，先还钱，再记这个月花多少，剩多少，存银行多少。直到丈夫回来前两年，欠债才还清。

　　但在白天，她看起来十分正常。长大后母女谈心，李梦婷才知道，母亲是怎样熬过了无助的那几年。

　　郑晨曦的母亲排解忧虑的方式是烧香拜佛。为了祈求丈夫能一切安好、拿到身份，她四处求神拜佛。听说烧符很灵，便求符来烧，一张符一千块，那是九十年代，一千块是一个月的工资。后来自知无望，她也只好放弃。

　　但不管怎样，这些夫妻隔着千山万水，保全了还算和睦的家庭。

　　另外一些婚姻，被孤独和疑心拆散。

　　林温锋的女儿林洁，几乎是在父母的争吵声里长大的。

　　林温锋出国之后，夫妻间有了很多误会。比如妻子和母亲有些摩擦，母亲就会跟他抱怨，他打电话责怪妻子，妻子觉得委屈，夫妻俩就开始在电话中吵架。

　　老人生病、家里缺钱花、孩子没人照顾……当初夫妻间的甜蜜与誓言，都被消解在鸡零狗碎的拉拉扯扯之间。恨和伤害开始堆积。

　　旷日持久的分离，也挑战着双方的忠贞。

　　福州方言中有个词叫“咔咔”，是情人的意思。二刘村人称，有些夫妻因长期异国分居，都有了“咔咔”，但彼此心照不宣，仍会维持婚姻。

　　留守的妻子们无事时，会去镇上的舞厅跳舞。一位村民聊起，他一次和一位留守妻子跳舞，感觉到她的手在抖，“太多年没有接触男性了，会这样。”

　　无人出席的葬礼

　　挂念与等待，构成了李梦婷外婆郑紫金的下半生。

　　这个福州老太，不高，微胖，一头短发。围着一个大家族打转，说起话来一刻不停。

　　18岁时她嫁到长乐市古槐镇屿头村，一共生了三男三女。儿女们组建的六个家庭，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人偷渡过。

　　1994年大儿子偷渡美国，接着是二儿子、小儿子、二女婿偷渡到日本，再接着小女儿偷渡到美国……一个一个都走了。

　　之后孩子们只聚齐过一次，那就是二女儿重病去世。从此，一家再没有团圆过。

　　李梦婷记忆里，郑紫金是撕着日历、掰着指头算日子来过活的。每个月，每个孩子会大概打一次电话回来。她总是一捞起电话，就唠叨得没完：钱够用吗？在外面吃得好吗？老板对你好吗？

　　离过年还有很长时间，她就开始问每个人，过年回来吗？那是她生活里最大的念想。

　　孩子们也不忍拒绝，只好给一个模糊的答案：要是不忙就回来。快过年时，才不得不告诉她，回不来了，明年再看。

　　但每年总还有一两个孩子能回来，某种程度上来说，郑紫金仍是幸福的。

　　在金峰镇仙高村，直至去世，林温锋的父亲也没有等到一个孩子。

　　2005年，他被查出肺癌，一年后去世。

　　林温锋当时在美国，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英国，都是偷渡过去，没拿到身份，一旦出境就功亏一篑。于是，父亲重病的一年里，没有一人回国。

　　按照长乐风俗，人死后，要由长子把他背到村中祠堂，放进棺材。最后，只好由林家长媳，也就是林温锋的妻子，穿着丧服、背着公公进了祠堂。在传统观念浓厚的福建农村，这本是不可想象的事。

　　这并非孤例。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在纽约调研时，遇到过一位偷渡客。在餐馆炒菜时，他接到电话，告诉他父亲去世，要他回国奔丧。“他整个人傻掉了，只好说没有办法去，还咬着牙从中午一直炒到晚上十二点钟。等到把最后一个客人的菜炒出来，他才放声大哭。”

　　子女们离开后，村庄里只剩下了独居老人。在二刘村，一位哑巴老人的故事总被人提起。他的孩子都出了国或在外地，平常无人看望，前两年悄无声息地死在家里，过了好多天，尸体才被人发现。

　　“是啊，就是这样，还能怎么办……”在猴屿乡猴屿村，一排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老年人活动中心的长椅上聊天，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们一边点头，一边喃喃自语。

　　“还能怎么办”，是被孤独压得透不过气的他们，能给出的全部答案。

　　拥抱海洋的移民之城

　　在长乐市地图上，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侨乡和侨村密密匝匝分布着。

　　宁谧的港口，小小渔舟的上方，海鸥悬停在空中，袅袅的雾气垂在左右。

　　千百年来，渔业被人们视为安身立命最基本、最平常的方式。

　　早在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就在此招募人员，祭祀海神，伺风开洋。

　　西风东渐，这一带成为中国最古老的经济区域之一，造就了一批不拘于传统思维的人，心中涌动着离开家园寻找致富机会的欲望，开始到南洋、北美谋生。

　　顺着族谱回溯，几乎家家都有一部长短不一的移民史。

　　而真正意义上的“偷渡”，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零星开始。

　　一位从业多年的长乐蛇头回忆，第一批去美国的人，寄回美元，建起楼房。刺激了其他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偷渡的极盛时期。费用也从一万八千美元涨到两万五美元，再到四十万人民币。

　　偷渡目的地一般是纽约。这个美国最大的城市，是长乐偷渡客们的应许之地，它象征财富、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一位美国学者做过研究，为了到达美国，福建移民的足迹遍布全球42个国家。

　　最初的方式是坐船。这是所有的偷渡方式中最漫长和艰辛的一种，有人甚至死在了去美国的途中——1993年6月，一艘满载286名福州偷渡客的旧船“金色冒险号”在纽约近海搁浅，十名偷渡客溺水身亡。

　　二刘村的刘明达记得，九十年代，村里每家都有人偷渡。都是悄悄的，也不告别。过了几天，大家发现，又不见了一个人。

　　他也曾偷渡过三次。

　　第一次往北，用真护照进俄罗斯，再用假护照进乌克兰，翻越乌克兰与捷克边界的高山，进捷克。他们换成了韩国护照。因为护照上没有盖章，被捷克警方截下，在移民监里蹲了大半年。

　　第二次他们计划从南宁到越南，从越南转道泰国、墨西哥，最后进入美国。在越南海防市，蛇头间起了矛盾，争执不下，他们被关在民房里三个月，最后跳楼逃出来，仓皇回国。

　　他仍不死心。最后从香港直飞旧金山。这次飞机落地了。循例，人们会在登机后撕掉假护照。只要飞机落地，就算成功入境。

　　不巧的是，这是2001年9月，“9·11事件”刚发生，美国举国紧张，他再次被遣送。

　　回不来，也出不去

　　站稳脚跟后，偷渡客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律师，上移民法庭打官司。

　　美国法律规定，以任何方式进入美国的外国人，都有权申请政治庇护。如果成功，就将获得永久居留身份。

　　偷渡客们陈述的理由，随着国内时局发展而变化。比如计划生育、拆迁等。

　　潭头镇上，有专门做造假证据的人：找几个人制造一些场景，拍些照片，送上美国的移民法庭。

　　另一种拿到身份的方式，是和已经拥有“绿卡”的人假结婚。

　　小学时，李梦婷曾亲历一场荒谬的“婚礼”。她大姨和自己的老公“离婚”，再和自己的姨父（也就是李梦婷的姨公）结婚。

　　为了证明相爱，需要准备许多证据。比如情书，比如一份陈述双方如何相识、相知并决定结婚的说明。

　　他们穿着西装、婚纱，在酒店举办了婚礼。亲戚们也都衣着鲜亮，席间大家喝酒谈天，神色如常，还合了照。李梦婷指着姨公问，“我该叫他姨父还是姨公？”大家都说她傻。

　　“就想不明白，他们怎么可以好好喝酒呢？”后来她想明白了，因为见惯了，他们不是第一个假结婚，人们也不是第一次参加假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