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说，我们固然不能对彭宇案“以讹传讹”，放大“救助者恐慌症”，但不能不承认，“彭宇案”已成判例，即便在中国判例不进入法律，但至少对相似案件的审理，会有参照意义。
“所以哪怕只有一个‘恩将仇报’的老人，哪怕只有一个救助者在证据不明的情况下被判承担责任，也足以导致大家内心纠结。”
顾骏认为，这实质是转型期环境中，传统的道德义务和现代的法律权利发生了碰撞：个人如何在履行自我认同的道德义务时，保护好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避免遭受误伤？
也有人在试图通过其他尝试去破解这个难题。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教授谈方在今年3月5日倡导设立了“搀扶老人风险基金”。
“不管是谁，你见到有老人摔倒你大胆去搀扶，由此引发的官司，我们律师免费帮你打，你如果真败诉了，我们给你赔偿。”谈方说，基金成立的半年来，已经募集到4万多元的捐款，60多位律师参与其中，至今已经接触过三起类似案件。但让谈方没有想到的是，“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半年仅成功援助了一起，发放了508元。其余的两起当事人最终都放弃了法律维权。
北京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益华认为，解决这些问题，法律和社会救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类似彭宇案等，毕竟只是小概率事件。
“如果一次或几次不当的判决，就是见义而不为的全部理由，只能证明社会的道德基础本来就不堪一击。”他说，“如果这样的风险概率就足以阻止你伸手救人一命，则即使没有以前的错判，你也未必打算出手。”
“是时候反思我们的良知本身了。”顾骏呼吁。(记者 石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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