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更多的是情境性的，而不是人格性的：它不是某个人的稳定人格特征，几乎任何情况都能得到一致的展现；它只是在特定情境下的一种极为普遍的意见方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那么，什么是所谓的“特定的情境”呢？诡异的是，每一个社会化良好的中国人，似乎都可以不废吹灰之力地掌握分辨什么情况下可以自由地骂，什么情况下不可以；什么情况下可以当面破口大骂，什么情况下只能背后嘀咕，或者弄个网名发发贴子解解气。比如面对领导，不论领导的要求多么无礼，敢于当面开骂的人仍然不多，但背后咒骂则未必在少数。表面的和谐，掩盖着背后的无奈：面对着强势的人物或者机构，骂不过是一个“弱者的武器”，不足以改变事实，但聊以宣泄情绪。然而问题往往在于，人们只停留于当面的或背面的骂，一逞口舌之快，而欠缺真正的耐心去寻找问题的真正根源，又或者看到了问题的根源但欠缺变革的勇气，还可能具备了变革的勇气但欠缺相应的谋略，等等。总之，问题继续存在，开骂也就有了持久的动机，一代接一代。
发泄不满的代偿机制可以由关系远近来解释
又比如面对陌生人。在国内有过公交经历的朋友，就很有可能遭受过司机的各种辱骂：往往不针对某个具体的个人，而只是针对拥堵的路况、不遵守交通规矩的其他车辆或行人等第三方对象。乘坐公交车的多数乘客与司机并不熟悉，但在陌生人聚集的地方，似乎是叫骂之声最为兴盛的场合。中国式的叫骂，似乎天然的具备一种表演的属性：它需要观众，只有观众的存在，才能为开骂者提供一个正式的表演场合，一个绝佳的创作舞台。叫骂不是私人性的，而是公众性的。同时，这些观众最好是不固定的、陌生的，因为这样骂完之后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叫骂可能导致的风险：比如私人性的报复，或者单位的处罚，等等。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司机回家之后对待家人和朋友也永远是一幅随时蓄势而骂的场景，一个骂人的司机也有可能是一个妻子眼中的好丈夫、女儿心中的好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