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引导式服务”取代“被动式管理”
记者在广州尚禾箱包有限公司的厂房里看到，30多名工人在一辆流动信息采集车前排起长队。据了解，这是应公司要求，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人员直接派采集车提供上门服务。采集车上有2名工作人员，2台笔记本电脑，身份证读写器、打印机、照相机各一台。工人带着事先填好的表格，依次上车交表、刷卡离开，只需几秒钟信息便录入电脑。
目前番禺区正通过建立区、镇、村三级管理服务平台，并调动出租屋主、企业、党团组织等多元化服务主体，将过去的“被动式”管理，变为现在的“主动式”服务，同时不断扩大和优化公共服务，让外来工更深层次地融入城市。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的流动人员信息系统还能向计生部门自动传送育龄妇女信息，更好地做好育龄妇女保健工作。同时系统还能与公安信息系统自动比对数据，实现“一方采集，多方使用”的信息化资源共享。汶川大地震、南方雨雪冰灾发生后，管理服务人员通过信息系统第一时间找到来自受灾地的外来务工人员，对其进行帮助和慰问。
石楼镇出租屋流动人员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陈汉波告诉记者，“引导式服务”模式调动了各方资源，整合力量为流动人员提供服务，缓解了基层人手紧张的矛盾。
在企业，录用流动人员30人以上的就要组建流动人员服务小组，2000人以上的要建立服务站。站长必须由企业安排专职或兼职人员担任，接受各镇街管理服务中心指导。服务站工作人员要保证员工宿舍符合安全标准，并对员工进行消防安全、房屋结构安全、社会治安、生产安全和交通安全等相关培训。
广州尚禾箱包有限公司总经理包向前来自四川广安。作为一名到广州20多年尚未落户的“老外来工”，他感慨地说，这几年政府对流动人员的管理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是我们求人办事，现在是他们上门服务，多个部门联动协助企业解决问题。
生活在融入 “身份”仍期待
来自广西的林丽萍在番禺万捷制衣厂工作，丈夫欧许永在石一村开了一家便利店，一儿一女都在番禺的公办小学就读，每学期要交1500多元的赞助费。一家四口住在一厅两房40平方米的出租屋。林丽萍说，在广州生活开销不小，每月能攒下1000多块钱算不错了，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接受良好教育，早点出人头地。
尽管林丽萍夫妇迄今仍未“生根”，但他们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拥有名正言顺的广州人身份。林丽萍说，当地人的小孩会讲粤语和普通话，我的两个孩子从小在广州长大，在学校跟当地小孩朝夕相处，生活方式和他们没什么差别，如果不说出来，谁都看不出他们是外地人。
像很多城市外来工一样，彭永明渴望在大城市扎根。他说：“广州的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就业机会多，我在广州生活了十多年，在广州比在老家还适应，以前爱吃的辣椒现在吃了就上火，平常也喜欢像广州人一样煲汤、喝凉茶。”
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广州市政府为感谢市民的理解支持，派送“亚运大礼包”，其中也包括辛勤工作、为建设广州添砖加瓦的外来工。这份礼物一直被彭永明珍藏着。应记者要求，他一边小心翼翼地拆开“礼包”展示里面的市长感谢信、亚运纪念封、纪念邮票，一边对记者说：“这份礼物证明我也是‘广州人’，我会永远保存留作纪念。”(孔博 毛一竹)
编后：
“城中村”是城镇化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等多重因素聚合的产物，在现阶段，有其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城市中大量低收入流动人口(主要包括农民工和非户籍人群)总要有个住处，“城中村”或许并不尽如人意，但在保障房制度健全之前，它不仅是许多流动人口的栖身之地，也是他们进入城市、实现梦想的起点。
本期专题所选的三个大城市，都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城中村”管理上进行了探索：北京社区化管理由治安为出发点向服务延伸，上海力求用主动服务打破“新二元结构”，广州以“柔性管理”助推外来人口生活融入。这些探索尽管与“城中村”民众的要求还有距离，却很可贵。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城中村”治理不是简单的社区治理，“城中村”许多问题的根源，来自于城乡体制的隔阂、户籍待遇的分离、收入分配的悬殊、权益保障的缺失等等。因此，我们在推进“城中村”治理的时候，应该有更广阔的视角、更全面的措施和更大的改革勇气。
[责任编辑：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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