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质疑：丈夫未逃监狱推卸责任
在收到关于给牛玉强顺延刑期的通知后，牛玉强的爱人朱某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她找派出所、找最高人民法院、找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找到了司法部的监狱管理局，找每一个她认为能受理她丈夫情况的单位。
每到一处，朱某都会在进门之前把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的申诉内容再重新看一遍，生怕自己想说的内容有丝毫的差错，进而影响到丈夫的刑期。
按照朱某的看法，她认为自己的丈夫从保外就医结束到被抓回监狱的12个年头(保外就医2年)，都应该被计算在执行的刑期里。
“我丈夫14年来一直在家，哪里都没有去过。每个月去派出所报到一次，北京市开什么会议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案件，警察都会例行找我丈夫谈一次话。”朱某告诉记者，监狱更是没有来过人或通过什么手段联系过她的丈夫，丈夫几乎成了被监狱遗忘的人。
“怎么到现在却说是我丈夫自己未归，还上网通缉他。我认为这是监狱方面把责任推卸到我丈夫的头上。”朱某说：“现在为什么所有的责任都要牛玉强一人来承担呢？”
监狱答复：延期未归顺延刑期合法
在多个部门都未给出明确的受理意见后，朱某开始给新疆石河子监狱写信，以申诉书的形式向监狱反映自己的疑问。
2006年4月5日，新疆石河子监狱正式给朱某邮寄回来一份书面的答复。
在这份书面的答复中，监狱方面首先列举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外就医的犯人延期未归刑期是否顺延的一个文件。根据该文件的规定，凡是在保外就医期满延期未归的，其延期的时间都不计算在执行的刑期内。
同时，监狱方面还在该书面材料中透露，监狱方面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1997年间，一直在用书信的形式通知北京警方将牛玉强“协捕”并遣返回监狱。随后监狱又从1998年到2002年期间，以“挂号信”的形式提请北京警方抓捕牛玉强返监，但牛玉强始终未返回。
无奈之下，监狱只好在1999年和2001年两次上网通缉牛玉强，最终派人在2004年将牛玉强抓获。
监狱方面认为：牛玉强对保外就医时间明确知道；保外就医期间到期后不积极主动返回；抱侥幸心理逃避刑罚；在社会上长时间不向监狱报告情况。基于这些问题，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给牛玉强顺延刑期是合理合法的。
警方说法：只能派人协助抓捕不了解通缉情况
根据监狱方面这份材料显示，牛玉强在保外就医期满后，监狱曾经多次向北京警方写信、发函，要求警方将牛玉强“协捕”，并通知监狱派人前来押解。但对监狱的这些信件和函件，北京警方却迟迟没有作出任何答复，更没有丝毫举动。
为什么北京警方会对来自新疆监狱的信函置之不理呢？记者走访了牛玉强家所在的辖区派出所，并找到了当年主要负责牛玉强家片区的民警。
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是这名姓李的民警对牛玉强还是有印象的。但面对记者的“协捕”疑问时，这名民警给出了“我是后调到该警务区的，对通缉的情况不了解”的说法。
在采访该派出所朱姓所长时，朱所长则认为，抓捕牛玉强的工作应该是由监狱来执行的：“我们以前也曾经多次配合外省市的办案单位抓捕在逃人员，但我们都是协助配合。像牛玉强这个案子，应该是由监狱作为主办单位，他们牵头派人到北京来抓，我们作为辖区派出所只是派人协助抓捕。”
当被问到网上两次通缉牛玉强，并且牛玉强每月都要来派出所报到，这期间为何不对牛玉强实施抓捕时，朱所长也表示，自己是刚刚到这个所来的，对于此前的情况不了解。
记者调查：监狱通知书认定1998年保外就医仍有效
到底是监狱方面发出了书面的抓捕文件没被警方重视？还是警方的工作疏忽造成了牛玉强超过保外就医期限12年？
就在此时，记者得到了一份新疆石河子监狱于1998年11月25日签发的《提请对保外就医罪犯执行监督考察通知书》的存根(见左图)。
该存根的收文单位为北京市公安局某某分局。“填发人”一栏有一个手写的“夏”字。
据介绍，这种通知书一般是由执行刑罚的监狱签发，收文单位为罪犯居住地的公安局或分局。作用是提请罪犯居住地的警方依法履行对保外就医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其考察主要是病情、有无新的违法犯罪及平日表现等内容。
这就意味着，新疆石河子监狱在签发这份通知书的1998年11月25日，依旧还认定牛玉强的保外就医合法有效，并且提请北京警方继续对其进行监督管理。
[责任编辑：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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