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志愿军广播 潘捷成为“最可爱的人”眼中的明星
1953年初正处于抗美援朝末期，刚刚调回中央台不久的潘捷第一个节目就是对志愿军广播，她开始播音没多久，就收到了前线战士的来信。
潘捷：你们的声音我们就当成是祖国的声音，你们的声音，我们就当成母亲的声音，你们的声音鼓励了我们，勇敢杀敌，我们平常听不见广播，只有在休养的时候，伤了病了到了医院，或者是到司令部这些地方，才能听见。如果能听见播音，我们大家就都围着收音机，连呼吸都不敢呼吸，生怕漏掉一个字。
当年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后，最可爱的人就成了赴朝志愿军的代称，而当这些最可爱的人在朝鲜战场上听到潘捷亲切朴实的播音，他们感受到的是祖国母亲的声音，是亲人般的温暖，于是潘捷就成了他们眼中的明星。与现代人眼中的明星不同，那时的潘捷与志愿军真的是用心灵在交流，用情感在灌溉人与人之间的心田。
潘捷：当时志愿军经常来找我，传达室说志愿军来了，你赶紧出来，我们见面了就热情的握手，我陪着他们去天安门，他们给我讲志愿军的故事，有些已经牺牲了，讲得我一直哭到天安门。
第一次在天安门直播 满眼都是毛主席
从1953年五一劳动节开始，一直到1964年，每年的五一和十一几乎都是潘捷和齐越搭档做现场播报，然而在历次播音工作中，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情景潘捷至今历历在目。
潘捷：1952年底就把我调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没几个月就通知我，让我去天安门直播，当时我在思考，我能胜任吗？他们说肯定没问题，直播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编辑部召开了一些会议，台长指示，分配好工作，先给我们看草稿，然后是定稿，要我赶紧做思想准备，就又给我做了服装，图片上的套装就是公家做的。后来五一当天我就跟着去做直播了，当时第一次去天安门城楼，觉得特别新鲜，我看见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十点钟开始直播，前几分种，天安门广场特别安静，鸦雀无声，数十万人的广场，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时针掉地上都能听见，那么安静。后来毛主席就从后面的楼梯，慢慢走上来，从我们身边走过去，到了中间位置，正到那边，时间掐的准确极了，毛主席一站到话筒前，底下《东方红》立刻响起，通知我们，指示灯一亮，我们就开始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出去，当时我的心情，非常舒畅，很庄严，那时候我知道责任重大，要对全国人民广播，我们就站在天安门城楼前面广播。当时一个很可笑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那眼睛就一直死盯着毛主席，只要我有空，除了我播报，我说话的时候不看，我不说话的时候，立刻就看着毛主席，别人我都没看，后来我回到家里头，家里人就问我，你上天安门城楼都看见谁了，我说谁我也没看见，就看见毛主席了。后来齐越跟我说，我看见你眼睛就盯着毛主席，都盯直了眼睛，但是我心情就是这样，别人我确实谁都没看见，说谁还上去了，我都不知道，就看见了毛主席。后来就习惯了，平静多了，谁都看了，看哪位首长来了。
然而就是这张潘捷与齐越在天安门城楼直播的合照，还引发了一场“张冠李戴”的乌龙事件。2009年9月23日《解放军日报》刊发文章《新中国开国大典中的“第一”》，并配发了这张照片，注明是参加开国大典实况直播的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齐越和丁一岚。经查证，这张照片是文章作者林玉华从图片库里调出来的，当时确实用错了。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开国大典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但天安门城楼上负责实况转播的两位播音员却没有一张照片。
潘捷：从1952年底到1964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期间，几乎参加了每年五一、十一天安门庆典的现场实况转播工作。我与齐越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担任实况转播时的新闻照片，现在被误认为是1949年开国大典上齐越与丁一岚同志的照片。开国大典把相片弄错，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张冠李戴吧，我觉得一定要更正，不能让它错误下去，开国大典的一切都应该是真实的，怎么能有错误的情况呢，不管是做什么事都要真实，尤其新闻就要真实。作为我个人，我绝对不能干冒名顶替的事情，你自己知道这个事却不说话，那还行了，我绝对不能干这个事情，这个荣誉是丁一岚的，丁一岚同志是我的老首长了。
周总理曾经到新建成的广播大楼参观，在录音间的窗户外，他观看了潘捷和齐越录制的一整期广播节目，并鼓励他们要用延安的精神好好干工作。
潘捷：某天晚上我跟齐越做联播，我们两个精神非常集中，也不知道谁在外面，播完以后开门一看，周总理就在外面，当时广播大楼新建成，总理过来参观大楼，和我们握完手后，就在走廊上跟我们聊天，他说条件比延安时代好多了，延安时代在窑洞广播，现在在新的大楼里广播，一定要用延安的精神好好干工作。
"9、8、7、6、5、4、3、2、l、0。起爆！"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在当时电视机并不普及的年代，潘捷用她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一遍遍播报着这个令全国人民为之振奋的消息，回忆那次特殊的播报，虽已过去四十七年，但潘捷仍感觉就在眼前。
潘捷：我睡觉呢，在家有人敲门，说你有重要任务，赶紧下来，我下去一看夏青也在汽车里坐着，我上去后，一直给我们开到新华社，把我们领到吴冷西办公室，发给我们一人一份稿子，让我们看看，我一看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说你们好好看认真看，十八点要播，准时播，你们不许播错一个字，也不许跟任何人透露。后来我们回到台里，警卫非常森严，台长和主编都去了，夏青播了第一遍，第二遍是我播的，然后就听见外面敲锣打鼓，这个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录音一直播了好多好多遍。
在潘捷的播音生涯中，她参与播报过无数次让人羡慕的大事件，然而那些凌晨三点半就上班，经常没有时间概念的工作状态至今让她念念不忘。
潘捷：我们上早班是在凌晨三点半，上班以后先看报纸的大样，然后看小样，把全天的消息都要浏览一遍，编辑要在众多的大样小样中，编辑出一组新闻和报纸摘要，因为时间比较紧急，我们去播音室时手里就拿着播音提要，编辑要把一条一条编好的新闻往播音室里送，送来的稿子我们经常一遍都没看过，还是编辑的手抄体，修改的比较凌乱，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放气球＂，一个圈一个圈的，满稿子都是＂气球＂，就因为事先准备充分，看过大样小样，虽然没有看过编辑稿，但还是可以直接播报出去。那时就在这种情况下，台里要求我们不能有错误，要一字不误，精神高度集中。送稿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不能随便敲门，编辑就准备了一个手电筒，要送稿子时，就晃我们的眼睛，一看见亮光，我们就赶紧开门接稿，为了没有噪音，编辑爬到桌子前从桌子底下给我们送稿。那时候经常播社论，很长很长，还要保证一字不错，不打磕巴。上班的时间就是早上3点半，半年一换，晚班就是晚上5点上班，早上两点半下班。那时候根本就没什么上下班的概念，中间也不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