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幼仪因为善于处理和徐家二老的关系，又有儿子阿欢，反而和徐家结下了深厚的情分。她评价自己说：“如果说徐志摩的父母想要个干女儿的话，我一直做得很称职。我很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换种方式对待他们。可是，当我善待公婆的时候，我就想：他们是我儿子的爷爷奶奶，我怎能不好好对待他们？”
晚年张幼仪对侄孙女张邦梅说：“中国家庭是由父母掌权，因此一个女人和她姻亲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往往比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来得重要。”并告诫她：“我注意到我住在你家里，你来跟我说晚安的时候，你偶尔会在我允许你离开之前，就先掉头走掉。这样子很糟糕，你结婚以前一定要把这习惯改掉。”
张幼仪端庄恭谨、严肃朴实，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妇德，深得徐家长辈的欢心，但在天真自由、追求浪漫爱情的诗人眼里，这些优点却成为呆板木讷、生硬无趣的代名词；陆小曼美丽聪颖，绝代风华，令无数人拜倒在石榴裙下，但这些魅力在徐家二老眼里却也一文不值，他们看到的是她的任性和浮华。这里有时代的错位，也有人性的复杂和悲哀。当年，徐志摩将父亲为他选中的妻子遗弃在异国他乡，多年后，他的父亲也将他的爱妻拒于门外，父子两代，对自己不喜的事物，都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拒绝姿态，冥冥中，又仿佛可以看到因果和命运的轮回。
而张幼仪及早地选择放手，在当初是一种伤痛，在后来，却未始不是一种福分。因为当陷于情网中的每个人，宁愿伤人伤己，也不愿意放弃我执的时候，悲剧便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轻轻的他走了
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到云裳时装公司来，问他要的几件衬衫做得怎样了。得知他第二天要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邮政飞机返回北平，张幼仪问他什么事情这样急，并劝他不要乘坐这种免费飞机。徐志摩大笑着说，他不会有事的。
张幼仪不知道，徐志摩这次回来和陆小曼大吵了一架。原因大约有三：一是徐志摩苦劝陆小曼北上，但陆小曼执意不肯；二是陆小曼与翁瑞午的暧昧关系，招致徐志摩的指责抱怨，而徐志摩和女人多有瓜葛，甚至随同友人去狎妓，也让陆小曼心里不满；三是陆小曼在上海的开支太大，徐志摩虽然尽力填补，亏空还是越来越大。据郁达夫回忆：“当时陆小曼听不进劝，大发脾气，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掷去，志摩连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来到时装店的时候，他已经在外面流连了几天。张幼仪更不知道，这是她和徐志摩的最后一次见面。
次日近午，因为大雾的影响，徐志摩搭乘的邮政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机上连同徐志摩共3人，无一生还。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得到噩耗的陆小曼悲痛欲绝，哭死过去，通知徐志摩死讯的电报于是被送到了张幼仪府上。张幼仪以她一向的冷静果断对事情作出了安排：让八弟陪同13岁的阿欢前往济南，认领遗体。在公祭仪式上，陆小曼想把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都换成西式的，被张幼仪坚决拒绝。
蔡元培挽徐志摩曰：“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朱自清评价徐志摩说：“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
胡适在《追悼志摩》中说：“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安逸，牺牲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几乎和徐家断绝了一切往来，也为徐志摩的许多朋友所摒绝，在生活上一度依赖翁瑞午，素服终身，绝迹欢场，潜心汇编徐志摩遗作。1965年，62岁的陆小曼孤独离世，她唯一的遗愿——和徐志摩合葬——被徐家据赵清阁的回忆文章，是被阿欢，亦即徐志摩和张幼仪生的儿子徐积锴所拒。 拒绝。
张幼仪和陆小曼在后来的回忆中都提到一件不能释怀的事情，徐志摩当天之所以匆匆忙忙搭乘飞机返回北平，是为了赶上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给外国使节作的关于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到头来又是为了林徽因”，张幼仪说。
在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梁思成第一批赶到济南，从坠机现场捡回一块飞机残骸的木块，林徽因将它和另一块木块抗日战争时期，林徽因的胞弟林桓在四川对日空战中阵亡，梁思成参与处理后事，带回这块飞机残骸。 ，分别用黄绫包裹，一起悬挂在卧室里，以志永远的纪念。1934年11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到浙江考察古建筑，火车停靠在硖石时，她特地走下列车，“凝望着幽黯的站台，默默的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泪水溢出了眼眶。
徐志摩爱恋林徽因，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感情是否仅止于友情，却一直存在争议。如果说，上面所述还只是对好友的追思和悼念，那么林徽因另外还做过两件用友情很难解释的事情。
一是徐志摩死后，他生前所写的两本日记写于1921—1922年康桥时期，故称《康桥日记》。其中记述有徐志摩和林徽因在伦敦时期的交往。 和一些信件保存在好友凌叔华那里，当时多方对此展开争夺。在胡适出面帮助下，最终林徽因将日记拿到手中。不过，在将日记交给林徽因之前，胡适自己先看了徐志摩的日记，并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平闹得满城风雨，闹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卞之琳在晚年则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是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打听到的下落。”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1947年，林徽因因为肺结核动过一次大手术，在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际，她托人传信要见张幼仪。张幼仪说：“我心里虽然嘀咕着林徽因干嘛要见我，可是我还是跟着阿欢和孙子去了。见面的时候，她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望着我们，头转到这边、又转到那边。她也仔细地瞧了瞧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也许是看我人长得丑又不会笑。”
对此，张幼仪的解释是：“她当初之所以想见我，是因为她爱徐志摩，想看他的孩子。尽管她嫁给了梁思成，她还是爱着徐志摩。”
徐志摩的表弟、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所编的《徐志摩年谱》，则在1922年徐志摩离婚条下特加按语说：“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而宗孟(林长民)曾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
不管怎样，一段终生挚爱，两段爱恨纠缠的姻缘，三个女人的缠连纠葛，都随着徐志摩的猝然离去而烟消云散。
此后，张幼仪又在上海生活了近二十年。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囤积军服染料，等到价钱涨到100倍，而且再也没法从德国进货的时候才卖掉，赚到一大笔钱。之后，她又用这笔钱作为资金，投资棉花和黄金，依旧是财星高照。
其间她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女子银行一度濒临倒闭。1937年日本入侵上海，街上到处是出逃的人群，人们纷纷跑到银行里挤兑提款。因为现金准备不足，张幼仪只得把女子银行的大楼抵押给一家更大的银行，来获得现金支持。偏偏在这时，又有一位男顾客跑到云裳公司找到张幼仪，想要把她刚刚想方设法为银行保下来的四千元钱提光。为了避免银行倒闭，张幼仪提出以个人名义为那位客户担保，在6个月后连同利息把这笔钱给他。那位顾客说：“如果是你张幼仪告诉我，你担保这笔钱，那我相信你。我不相信别人的话，可是你讲的话我信。”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张幼仪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她和那位客户签订的保证书。她说：“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希望发现我的人知道，我对这位顾客有责任。”就这样，张幼仪以自己的人格和信誉，帮助女子银行渡过了难关。
张幼仪和儿子阿欢1939年，阿欢满21岁，为了儿子的婚姻幸福，张幼仪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想要个什么样的妻子。阿欢回答说：“我只对漂亮姑娘感兴趣。”张幼仪说：“他为什么这么回答，我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很伤心，因为那让我想起他父亲，我一直觉得他父亲要的，是个比我女性化、又有魅力的女人。”但张幼仪还是遵从儿子的心愿，为他介绍了一位漂亮的女孩。为了不让儿媳妇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张幼仪为儿媳请来老师，给她上英、法、德、中的文学课程，以使儿媳不仅能愉悦儿子的眼睛，还能满足他的心灵追求。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张幼仪离开大陆，移居香港。
又见康桥
在香港，张幼仪住处楼下有个邻居，是一位叫苏纪之的医生，妻子和他离了婚，他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都只有十多岁。通过朋友认识后，见他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不容易，张幼仪经常会帮他一些小忙。一来二去，两个人慢慢地熟悉了。当苏纪之向张幼仪求婚时，她首先写信给二哥和四哥，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时的风俗是，孀居的女人再婚会让娘家失去面子。张幼仪的四哥张公权始终没有回复，一直告诫妹妹要遵从自己内心感受的二哥张君劢一会儿发来电报说“好”，一会儿又改变主意，发电报来说“不好”。在反复几次踌躇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写来信件：“兄不才，三十多年来，对妹孀居守节，课子青灯，未克稍竭绵薄。今老矣，幸未先填沟壑，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赞一词？妹慧人，希自决。”
张幼仪同时也写信到美国征询儿子阿欢的意见：“尔在美国，我在香港，相隔万里，展昏谁奉，母拟出嫁，儿意云何。”在她看来，自己是个寡妇，理应听儿子的话。
康桥，又译剑桥阿欢很快回信说：“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瞻。诸孙长成，全出母训……去日苦多，来日苦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53岁的张幼仪和苏纪之在日本东京一家大酒店举行婚礼。婚后两人共同生活了20年。
1967年，张幼仪在苏纪之的陪伴下，回到康桥、柏林这些当年自己住过的地方。苏医生大半生在日本度过，从来没有到过欧洲，张幼仪想带他去看一看。张幼仪在《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里回忆说：“他和我坐在康桥河畔，欣赏这条绕着康桥大学而行的河流，这时我才发觉康桥有多美，以前我从不知道这点。我们还从康桥坐公共汽车到沙士顿，我就只站在我住过的那间小屋外面凝视，没办法相信我住在那儿的时候是那么样年轻。”
这次欧洲的故地重游，勾起了张幼仪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也让她觉得有必要让儿孙辈们了解徐志摩。之后张幼仪亲自赴台，找到徐志摩当年《新月月刊》的同仁和好友梁实秋，以及徐志摩的表弟蒋复璁，希望由他们出面，为徐志摩编一套全集，资金由自己来出。1969年，台湾版《徐志摩全集》出版，作为最早的一套《徐志摩全集》，此书为后来的徐志摩研究提供和保存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1972年，苏纪之因为肠癌去世。安葬完丈夫后，张幼仪搬到了美国纽约，住在儿子附近，过着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做45分钟体操，然后坐下来吃早饭：一碗麦片粥或者一个煮鸡蛋。然后看报，探望家人，或者上一些德文、有氧体操、钩针编织这类给老年人设置的课程。同时也延续着早年的习惯，每星期还会摸上几圈麻将，允许自己一年有200美元的输赢。
张幼仪的八弟张禹九也是新月社的成员，他非常欣赏徐志摩，当年甚至盛装参加了他和陆小曼的婚礼。多年后，他的孙女张邦梅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偶然得知自己的姑奶奶张幼仪原来竟是徐志摩的前妻，于是有了两个人之间的访谈。沉默一生的张幼仪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向侄孙女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起初，张邦梅将它写成了毕业论文，之后又扩充为一部传记文学——《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在对张幼仪的故事介入越来越深的同时，张邦梅和爷爷张禹九之间也发生了争执。和张家的其他兄弟一样，张禹九非常欣赏徐志摩，认为他以自己的才华给张家带来了巨大的荣耀。而张邦梅也对爷爷佩服徐志摩佩服得五体投地，却不懂得欣赏自己的姐姐感到气愤。和张邦梅一家待在一起时，张幼仪从来都自由自在，但当有八弟在场的时候，她就会显得不自然和拘谨，连说话的声音都发生了变化，尖锐用力，生怕遭到质疑和讥讽，但偏偏张禹九就有把姐姐的意见看得无足轻重的倾向。由于兄长的帮助和自身多年的刻苦努力，张幼仪在社会上获得了很高的地位，但在家族中，她却依然无力改变中国数千年来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以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理解和尊重。而且张邦梅也提到，爷爷调皮捣蛋爱说笑，张家人都说他这点最像徐志摩，却每每被张幼仪正经八百的严肃态度压了下去，这大约也是她和徐志摩相处时的常情。
知道孙女在写一部有关张幼仪和徐志摩的传记，临终前，张禹九叮嘱她，下笔时对徐志摩“要仁慈一点”，并要求在葬礼上朗诵一首徐志摩的诗。
1988年，张幼仪以88岁高龄逝世于纽约，安葬在市郊风景优美的Fernoeiff墓园里，墓碑上刻着“苏张幼仪”四字。梁实秋评价她说：“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令人尊重。”
在她去世8年后，亦即1996年，英文版《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出版。
在这部书中，张幼仪坦陈：“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面对侄孙女关于她对于徐志摩究竟是怀着怎样一种感情的询问，这位以对自我不那么重视的姿态度过一生的女性回答说：“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