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三：

　　有了“去头掐尾”的空间

　　杨祖珺在其自传《玫瑰盛开》里回忆了“李双泽闹场事件”。杨祖珺在校园演唱会上压轴演出前，一位叫李双泽的青年提着一瓶可口可乐冲到台上质问：“我们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唱的也都是外国歌曲，我们自己的歌呢？”

　　这一声呐喊震撼了一统校园的美国旋律，但唱英文歌的杨祖珺相当不服气：我想唱中国歌，可大多数的歌曲都在30年以上了，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

　　杨祖珺谈到社会环境变化催生了“我们自己的歌”——“校园歌曲”。她分析，上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地区的台湾加工出口贸易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但农业衰败和自然环境污染的问题逐年严重。中日建交、保钓运动和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令主政者策略性扩大了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台湾地方势力参政机会，关注国家、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现代主义等各种思潮也获得了“去头掐尾”的空间。

　　台湾知识青年创作歌谣的养分来源，也包括台湾陆续成立的“现代诗社”、“五月画会”、“东方画会”、《剧场》杂志等等这些新的、现代的文艺组织和作品。70年代，台湾的报纸、杂志出现了年轻人或思想上解放的中年人所书写的新小说、“乡土”散文，大改过去只有反共作家或军中作品的面貌，这些创作为70年代的台湾带来了新鲜而丰富的社会讯息。此外，还能在台北市牯岭街的旧书摊上找到冰心、老舍的书，这些都是已经被查禁的，但在少数的年轻知识分子之间流传。

　　最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电视音乐节目和比赛节目对歌谣创作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到1998年才停播的“五灯奖”歌唱比赛，1965年在台视开播，参赛歌曲以国语和闽南话为主，选手都是非职业的，他们在唱歌的同时还展现了不少民间艺术，对“自己的歌”的创作者影响匪浅。还有中视在1971年播出的“金曲奖”，主旨就是“鼓励创作歌曲”，女主持人头戴宽边草帽弹吉他唱歌的形象，带动了不少年轻人创作歌曲的愿望。第三个节目就是杨祖珺主持过的“跳跃的音符”，“我如果要去主持，目的就是为了推广唱自己的歌”，杨祖珺向制作团队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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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祖珺作为“中国文化大学”助理教授做了这场报告，虽然其中的每一步她都亲身经历，但她不谈自己，不带感情，力求提炼“歌谣创作”产生背景的学术价值。这样的背景研究，不仅有助于大陆听众对“校园歌曲”的深入认识，也对台湾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几十年间的社会变革提供了了解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