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人类文明的过度物质化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在他看来，即便物质文明是现实生活的基础，但如果崇奉逾度，也会带来消极的后果。他认为，对物质的过度崇拜到了19世纪后半叶已经变得昭昭然，“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所以，他不主张跟在西方世界后面亦步亦趋。那么，如何才能不失其正呢？他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说到底，鲁迅精神的价值就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以强盛的秘密，即所谓“根柢在人”，而这个“人”，一定是具有独立、自由之精神，以及完善的心智与人格的人。这是鲁迅精神的核心，也是其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什么鲁迅在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会毅然决然地放弃学医而从事文学创作？其原因就是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而且，鲁迅以其一生践行了他的思想，他的这支笔贡献于中国文化的，是一座至今无人可以超越的高峰。
由此可见，鲁迅精神昭示于当代文化建设的，首先就是在“立人”这件事上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产业固然重要，但如果人“立”不住，产业将不可避免地空壳化。这不仅因为产业需要内容做支撑，更因为内容是需要人来创造的。创作者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决定着文化产品精神内涵和审美品质的高低。而文化产品本身就承担着“改变他们的精神”的责任和义务，而决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这也便是梁启超所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当然不止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美术，举凡一切文艺，没有例外。当下一些文艺作品热衷于表现人的动物本能和物质欲望，消解或削弱人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还美其名曰人性化、凡俗化，其实已经背离了鲁迅关于“立人”的精神，把人变成了物的奴隶。（解玺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