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华常以自己对世事的不解、愚钝乃至木讷，而显示出真实又可爱的一面。这一次，他说的是教育。 “我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多年，三年前读到某语文老师做的教案，我觉得分析得非常好，可是让我考试的话肯定不及格”。
从网上这些教案来看，教师们其实无可厚非，他的本位，在于“教”，他的目的，在于“试”。于是乎，基于“应试”所设计的教案，便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子，将作家的思想进行着残酷的肢解。而更多的关于艺术的互动、文学的感染只怕是无暇顾及了。
余华的自嘲，显示出他对于教育这个话题的困惑。面对教师们精心设计的教案，“被设计者”余华显得有些束手无策。尽管写于1986年的这篇成名作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成为高考必备的知识点。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会被余华的文字打动，纯粹，简练，再加上与主人公同处一个年龄段，内心间激荡出桀骜不驯的激情历久而不消退。而要读出那些教案里所赋予的极富理论高度的见解，却是很难。
如果一定要把文学当作一种手段，那么，在笔者看来，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撩拨出生命里真实而又深刻的人性。这或许就是一部作品乃至一个作家存在的价值。它衍生出来的功能能够激发人的创造性，赋予创作者和阅读者更多深层的创造的热情。
以此再来反观教育。最近关于中学课本 “大换血”的热议中，作家阿来认为， “关键不是撤不撤鲁迅，而是换上的东西价值上能否超过鲁迅？”而以我的观点看，超过与否，其实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议题。重要的是，面对这些因时代原因而更迭的作品，我们的教育体制应该显示出怎样的态度。
上世纪初，梁启超在《论幼学》中，认为儿童从小接受的考取功名的教育，严重毒害了其身心，“凡书而非考试所有事者，可无读也” ，使得他们“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 “故窒脑之祸，自考试始”，由此，国人创造力匮乏，与西方拉开了差距。
另一位教育先驱蔡元培在上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一番话语，言犹在耳，振聋发聩：“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
有趣的是，与余华同期入选高中语文教材的另一位先锋诗人海子，在世时连印油印诗集的钱都没有。后来被人接受了，他的诗作却更多地见于房地产开发商的广告，“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对此，余华曾在《虚伪的作品》中阐述说：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本质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阐述他这些并不功利的作品之时，功利化的肤浅却屡屡占了上风。
余华关于教案的自嘲，与其说是困惑，更可视作担忧：在以“考”为目的的教育体系中，那些才华横溢的思想，会不会最终在这些列成方块格里的 “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等面前全线溃败？曾经止步于高考的余华，会不会再次成为下一批考生的绊脚石？仅靠不断更新教材作品，真的能够解除现代教育的困境吗？（涂建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