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日报》近日发表社评说，台湾主政者，一切施政唯以选票是问，人才拔擢，概视意识形态与犬马功劳而定，因而在朝没有治“国”之才、忠谏之士，在野不闻处士横议、谔谔诤言，当政者疲于奔命、各级官僚日夜奔忙，而经济成长率直线滑坡、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外投资者纷纷拔腿而逃、“国”内投资者意兴阑珊、主力产业黯淡无光、出超创造24年新低纪录。主要内容如下：
论者常言，日本经济以若干超大型财团马首是瞻，数年来，尽管其技术、资金、政治资源皆无比雄厚，但在全球能执牛耳者则少之又少，近年来更随着日本经济停滞15年而黯然失色，其故安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论其财团规模如何庞大、人才如何济济，整个财团只共享一颗头脑，而且常常是早逾耄耋之年、毕生劳瘁如风中残烛的最高经营者消耗殆尽的头脑。
日本外表民主实则封建的深层文化结构，百年来以封建极权的阶级资历制度为其精髓的企业统治方式，正是一颗老朽头脑可以宰制数万人与巨大财团命脉的根源。然则规模更大于任一财团的台湾经济，以及身家性命胥赖于此的2300万人，其救命电话又掌握在谁的手中？
半世纪来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谁也不敢抹煞，余年前“国”内外人士甚至愿加以经济奇迹的美名；孜孜、吃苦耐劳而又机敏活泛、勤恳好学的台湾人民，固然是经济奇迹得以成就的主要力量，但从一开端就能橥正确方向、拟定有效策略，将这一股力量坚实凝聚、团结一致，共同投入市场利基者，才真正掌握着台湾经济的救命电话。
我们何其有幸，在40年前，当台湾经济处境最艰难困苦、彷徨歧途的时候，在内有深获当政者敬重的学界俊彦，如享誉全球的蒋硕杰院士及全心关注台湾经济命运的邢慕寰教授等，在外有远渡重洋传授经验的美国经济顾问，有志一同地指点出舍保护主义转趋“出口导向发展策略”的正确方向；实际负责经济擘划的高层首长如尹仲容也勇敢地扬弃全体开发中国家共同遵循的锁国思想，带领台湾独闯这个被众人所鄙弃、诅咒的险途，而终能有今日傲视群伦、跻身发达地区之行的成果。
即使在其后30年方向既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仍不乏勤勤恳恳的技术官僚紧守其岗位用心研拟有裨于台湾经济短期发展与长期走向的各项策略方案；更有许多在野的学者专家不媚权势、不惧横逆，勇于向政府及大众表达其真知灼见，驳斥辞滥调。是这么多在朝在野、无私无惧又深谋远虑的头脑，让台湾有机会开辟这一片人民得以生于斯、长于斯、安居乐业的土地。
但这一个好不容易出现、茁壮、深受敬重唯恐其损坏断绝的传承，却于政权轮替之后毁于一旦。由于过去声嘶力竭为生民请命的许多仁人志士，一朝褪下俨然道貌，换上新朝顶戴，口口声声为权贵歌功颂德、文过饰非，民众对原来号称社会良心的学者忽然大失所望。剩余来忧国忧民之心尚未死，还不识时务大声批判朝政者，则被方便地戴上统派分子、前朝遗孽、中共同路人、唱衰台湾的帽子，而默尔以息。
尤有甚者，掌握“天下”权利于一身的主政者，一切施政唯以选票是问，人才拔擢，概视意识形态与犬马功劳而定，只要稍有违逆，立刻讪笑怒骂、摘掉乌纱帽；于是所有的当朝为官者个个噤口仰望，全心揣摩上意，努力其驱驰。即使如此，还要背负前朝遗孽的原罪，只要意识形态不够鲜明、奉命唯谨不够周全，随时可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贬谪流放。
于是举“国”悄然、万马齐喑，只剩一颗头脑日夜劳瘁、焦思苦虑，将台湾大计、百姓命运全部寄托其上；但经济本非其专业、治“国”更不是赢得胜选的必要能力，如何分封功臣、掌控权力、制衡潜在竞争者、发挥巧思琢磨身段锻炼口舌以争取最多选票，更早已塞满脑袋、占据一切空间。因而在朝没有治“国”之才、忠谏之士，在野不闻处士横议、谔谔诤言，当政者疲于奔命、各级官僚日夜奔忙，而经济成长率直线滑坡、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外投资者纷纷拔腿而逃、“国”内投资者意兴阑珊、主力产业黯淡无光、出超创造24年新低纪录。台湾经济的救命电话，该寄托给谁？ （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