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传播最重要的组织性，表现在负责这类活动的传播者必须持久地、完全地融入到相关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中，并且与组织内部的传统部分处在同样重要的地位。如果临时把不相关的传播机构加入军方序列，跟把传播工作外包没什么两样，是行不通的。把传播视作“附属物”，一直被认为是对军方更具战略性传播努力的一种重要阻碍。从长远看，传播应与整个军事组织一体化。这意味传播应该理想地成为军事组织内部的一项“水平事务(horizontalmatter)”，比如，每一位士兵和文职人员，不论其专业和接触外界的程度，都需要一定的最低程度传播培训，如同使每位军事人员都得到基本训练一样，模块化的传播应是各层军队和文官培训的必修课程。在信息时代，传播意识的基本原则以及媒介培训，包括一些亲自实践，应该成为必需的、最低程度要求。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低层的士兵和初级士官被认为“始终是（美国）军队最好的、最可信赖的代表”。充分一体化的最重要方面是：它不仅意味着传播行动的人员、思维以及过程，被整合进军事组织内部的所有层次（战术、战役和战略性的），还需要将军事传播工作与本国政府的整体传播战略进行水平一体化（horizontalintegration）。军队在关于传播工作的战略性决策中必须发挥作用。制定一项长远传播方法，需要发展一种行动和主动性的文化。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机构，尤其是军方，倾向于对传播采取最被动的、反射性的方法，这种态度有时被形容为“你打电话我再接”。这部分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文化。在现代传播环境中，消极被动不再是一种制胜策略。军方需要进入观念的新市场，尽早与目标受众建立起联系，同时赶在别人之前确定话语权。
在现代安全环境中，战略传播是一项关键的军方职能。随着传统的国与国之间、常规军队之间的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它有可能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军事组织有必要将战略传播纳入组织构建和内部工作程序性之中。他们应为适当的计划、培训和战略传播工作的实施投入资源；也应将战略传播视为一项长期的努力，致力于改变对手和其他目标受众的行为。要意识到战略传播的全部潜能（以及它的局限性），不仅需要一些细小的临时性的判断，也需要对军方”共同”文化做深刻而全面的变革。如果正确实施，战略传播除了能增加军队能力，还将促使军方更好地从事观念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