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谍战：李鸿章曾欲欺瞒朝廷，保全日本间谍？

　　李鸿章瞒报

　　虽然李鸿章对美国的干涉给予了回击，但关于石川伍一案，他却始终对朝廷遮遮掩掩。8月13日，石川伍一已经落网10天之久，李鸿章还没有向朝廷奏报这起间谍案。率先把此案揭发出来的是史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

　　8月13日，余联沅奏称：“天津拿有倭人奸细，供出拟用炸药轰火药局，并供京城内奸细亦不少。”一天之后，总理衙门致电李鸿章询问有无此事。一看传闻越来越邪乎，连子虚乌有的用炸药轰火药局都出来了，李鸿章赶紧复电辟谣说：是逮捕了一名叫石川伍一的日本间谍，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确有实据，一定严办。

　　李鸿章为什么迟迟不向朝廷奏报侦破了一起间谍大案？他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几天后，礼部侍郎志锐的奏折道破天机，原来刘棻的上司天津军械局总办候补道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坊间传言，张士珩和许多北洋大员都与石川伍一一案有瓜葛。朝中清流甚至借此抨击李鸿章为通敌秦桧，建议朝廷另“简知兵之大臣，以统其师”。

　　这样一来，朝廷更加重视石川伍一案，降旨责成李鸿章彻查此事。8月30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报告了石川伍一案的审理结果：“据(石川伍一)供向在松昌洋行贸易，改装多年。领事行后，租界不能住，因托向从服役之王大，代觅其戚书吏刘姓之屋暂住。立将该书吏刘棻斥革，押交王大归案。饬县再三研讯，均供无传播军情等事……”

　　对比石川伍一等人的供词和盛宣怀给美国领事馆的电文就能看出，李鸿章给朝廷的这份报告中，所叙述的案情与事实多有不符。石川伍一明明是在日本领事撤回之前突然剃发改装假扮成中国人的，怎么成了“改装多年”呢？石川伍一已经招认曾经向刘棻刺探过几次军情，但李鸿章却称“无传播军情等事”。李鸿章似乎想向朝廷隐瞒什么，把石川伍一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然而，朝廷并不相信李鸿章奏章中的说辞。9月1日，光绪皇帝给李鸿章的上谕写道：“著李鸿章督饬严刑审讯，如揪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随后又警告李鸿章，有言官已经奏报他隐匿不报的事，警告他不得宽纵奸细。对于李鸿章这样的重臣而言，这样的言辞已经非常不客气了，可见，光绪皇帝对李鸿章关于石川伍一案的处理相当不满。

　　事实上，石川伍一案揭露出来以后，京津两地关于北洋内部通敌的传言就甚嚣尘上。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奏请密查北洋。张仲炘云：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做军械局总办以来，置买军械时经常与验收者沆瀣一气，偷梁换柱，以至于北洋军队使用的很多武器都不合格。石川伍一案中的主犯之一刘棻，又是张士珩的下属，难保李鸿章在处理石川伍一案时不会因为要保全张士珩而不深究案情。张仲炘建议把刘棻提交给刑部审理。

　　张仲炘的奏折戳到了李鸿章的痛处。眼看一味敷衍塞责反而会适得其反，李鸿章赶紧上书朝廷说，石川伍一已经供认自己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份供词。不过，在这份供词中，李鸿章把涉案人员的范围尽量缩小，控制在刘棻以下。

　　9月20日午时，刘棻依律绑赴市曹处决；石川伍一押赴教场，照公法用洋枪击毙。汪开甲永远监禁，曾给石川伍一和汪开甲牵线搭桥，并邀汪开甲刺探军情的戴士元被处决。于邦起等虽未串谋，但没有据实举报，判处监禁5年；石川伍一的跟班王大对于石川的间谍行为并不知情，取保释放。

　　拔起萝卜带出泥

　　甲午期间中国破获的第一起日谍大案看似尘埃落定，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随着石川伍一等人伏法，案情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自案发之日起，坊间就流传着李鸿章为保全北洋高层官员，隐瞒真实案情的传闻。事实上，这一传闻并非空穴来风。上世纪80年代，著名清史专家戚其章先生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的《中日战争》卷时，偶然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礼部侍郎志锐的奏章。

　　志锐的奏折写于石川伍一等人被正法的当天。他称李鸿章所报的石川伍一供词是“伪供”，并称“津中人士无不切齿”。也就是说，李鸿章隐瞒真实案情的事，在天津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志锐通过他在天津的“线人”，得到了一份石川伍一的真实“供单”。

　　在这份供单中，石川伍一招认，他自光绪九年，就在京津等处往来，刺探军情。他与刘树棻(即刘棻)相识是西沽炮药局委员李辅臣令汪小波(即汪开甲)引荐的，至今已有二三年了。刘树棻曾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弹子数目清册，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每天制造弹药的数量、现存多少的底册，一一抄录给石川伍一。石川伍一把这些情报交给了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带回日本国内。石川说：“张士珩四大人与神大人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水师营务处罗丰禄大人的巡捕于子勤(即于邦起)。”他还称，神尾光臣回日本前，还在裕太饭馆宴请了中堂(李鸿章)亲随之人，并与汪小波、于子勤、戴景春、刘棻等商议，如果有要紧军情，即行飞电。

　　石川伍一招认，潜伏在中国的不止他一人，还有原来住在紫竹院元堂药店的钟崎三郎。钟崎已经改换中国衣冠，前往山海关一带。另外，北京人高顺在烟台、威海、旅顺探听军情。一个姓穆的汉奸原来在张家口，现在也到北京了。更加耸人听闻的是，石川伍一说，打电报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从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报则是在日本领事府打的。

　　这份供单不但与李鸿章所呈报的石川伍一供词多有出入，而且还有许多猛料。前文已提到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他竟然与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交好，甚至还纵容部下给神尾光臣提供北洋武器弹药的清单，如果这是事实，便可推断刘棻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与石川伍一打得火热，还收留他在家里居住，其实是有上峰撑腰的。

　　那么，这样一份牵扯李鸿章手下一大批人的供单，到底是真是假呢？戚其章先生认为，从供单提供的许多细节看，不可能是凭空捏造的。供单中石川伍一提到，与他一同潜伏的钟崎三郎已经潜入山海关。石川伍一被正法后的一个月，钟崎三郎果然在大连金州落网。潜伏在北京的汉奸高顺、穆姓也确有其人。高顺系宛平县人，原在北京顺至门外车子营居住，后投靠日本间谍组织，长期配合宗方小太郎在威海一带窥伺北洋舰队的动静。穆姓，即穆十，也是宗方小太郎的部下。宗方的日记中曾屡次提到，派穆十到威海、旅顺刺探军情。高顺当年11月也被抓获了。钟崎三郎、高顺、穆十都是李鸿章呈报的石川伍一供词中没有提到过的人，而且他们都是在石川伍一死后被捕的。如果供单不是石川伍一亲口供述，志锐是无从得知的。

　　如果志锐所奏属实，李鸿章的确难脱干系。但纵观甲午前后波诡云谲的中国政坛，也许李鸿章的隐匿不报，也自有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