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美国将继续进行其两个方面的、有限的、针对伊朗的战略进攻部署——美国的这种大国军事“安全感”显而易见地取决于它们的全球资本主义所形成的帝国主义制度。尽管美国公民对其在各地区战争的卷入逐步感到厌烦，但这并未改变美国大规模地直接军事承担“防卫”世界的责任。在一九九三年和二○○一年，美国分别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了两场持久的战争，这些战争动用了巨大的花费和大规模的兵力。除了这两次战争以外，美国在颜色革命战线政变策动的阴谋，虽不像其在军事战线上那样强调直接和大规模兵力部署的存在，但却一直强调同反政府武装的政治关系和军备支援，并以国际舆论力量和操控联合国的干预手段作为支柱——尽管这一计划的实施在伊朗遭到了彻底的破产。也就是说，最充分地利用在重要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正在出现的颜色革命或内部动乱，同样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第三个决策作为美国长远目标的实现来看，无疑为美国提供了更多的战略空间，这是最有可能促使美国达成一个真正全球的、完全覆盖的军备部署的唯一行动方针。换言之，阻碍俄罗斯重返欧亚大陆的可能和对中国石油通道的遏制是对付俄罗斯和中国威胁的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并且这一威胁有着特殊的全球影响力。美国可以列举以下实施这些决策的必须性，例如必须消除俄罗斯重返欧亚大陆对美国与之有特殊利益的国家构成的任何可能的影响，必须遏制俄罗斯通过欧亚大陆生命线进入西亚地区（连接着远东地区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常规军备力量或影响力的扩张，以及必须阻止俄罗斯在欧亚战略战线的任何一场潜在胜利的可能——无论美国的决策者如何部署军备控制，都无法摆脱这种几近刻骨的忧虑。
美国对中国的顾虑同样如此，如果认真解析的话，真正的危机感并非在军事力量亦非经济地位的威胁，而是在于全球影响力的扩大，或者说是政治力量的风险。尤以近三年来，伴随着美国的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全球货币格局出现了这样一个潜在的真空（也可能变化为长期的显性真空），所以美国必须有能力保卫这些战区，即美元的支配地位和对石油的控制。这意味着，遏制一个崛起的中国成为了美国防务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手段在于美国决心同时在多条战略战线进攻中国——美国似已经准备好以某种程度地越过界限来试探中国，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方式并不加以区别（正如海空一体作战理论）。在地缘政治上，美国为了实现对中国的包围，其手段是在南亚和远东地区建立政治和军事的存在，以及使这些国家承担起美国所谓的“共同利益”的义务，以便美国在这些区域建立更大的军事或政治存在，其中包括部署美国在该国的代理人和美国的驻外部队。这样，美国的军事力量附庸便遍布于控制着中国海域的弧形包围圈。
再者，进行这种对伊朗的大规模经济制裁，与其说是为了解决伊朗核安全问题，倒不如说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危机。由于美国在伊朗问题的军事卷入的可能，它的国内矛盾、经济衰退、债务上限，以及政府债务和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就得到了缓和（暂时性的）。而且美国政府和垄断资本还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
（1）伊朗局势的军事危险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石油的价格风险（世界每天的石油供应将约减少二百万桶，约百分之二点三，全球石油价格初步涨幅可能高达百分之廿至卅），以及潜在地增加了对石油计价货币美元的需求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