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者：未来是“无人主导的世界”
目前看来，取代美国主宰的世界会是一个“无人主导的世界”——这恰好也是查尔斯·库普钱所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库普钱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教授，曾在克林顿的白宫任职。他是这几位作者中最悲观的。他说，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将没有全球监护人。受蒙蔽的西方决策者们以为，他们可以利用他们处在衰落中的优势，让新兴大国屈从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
库普钱认为，这件事做起来要困难得多。自由思想的传播与其说是由它们的内在感召力驱使，倒不如说是受西方国家的强盛国力所推动。民主也许仍然会推进，但其推进的速度将无法赶上眼下的力量大调整。即便新兴大国最后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它们也会为了争夺地位和威望而发生冲突，因为它们感到现在该轮到它们成为主导了。西方“在寻求形成一个包容其他国家的新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将不得不作出尽可能多的让步”。
例如，西方将需要停止关于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能被认为是合法政府的说教：“负责任的统治”就将足以让一个国家获得良好的国际地位。在库普钱看来，美国在波斯尼亚、伊拉克和阿富汗 “过分热心”地推广民主的结果是弊多利少。西方现在就必须更多地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并以一种“接触与遏制的微妙结合”来对待中国。
对外政策：“做”比“说”要难得多
对外政策的大道理是赏心悦目的。然而正如《扭曲的历史》一书所指出的，对外政策的实际运作却要棘手得多。布鲁金斯学会的三位学者在这本书中对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进行了仔细回顾。他们断言，奥巴马的议程大多还没有完成。阿富汗战争的结局以及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还前途未卜：尽管“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使达成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成为可能，并为加紧制裁伊朗铺平了道路，但俄罗斯善变的政治随时都有可能使这些进展前功尽弃；2011年11月宣布把“重心”转向亚洲是“恰当的”，但却使与崛起中的中国的未来关系成为未定之数。
奥巴马第一个任期的败笔是巴勒斯坦问题。这些学者认为，奥巴马在扶持阿拉伯街头抗议的同时一意孤行忽视以色列的民意，从而注定了他的外交失败。在阿拉伯之春中，他用曾对民主潮流的“谨慎”支持来平衡对美国利益的务实关注。即便如此，最终的结果却是美国在该地区赖以存在的支柱——与埃及和沙特的战略联盟以及与以色列、埃及和土耳其的不偏不倚的三角关系——都在动摇。
如果美国无法让中东听命于自己，更何况对中国？杰弗里·巴德在2011年离开白宫之前一直是奥巴马中国战略的设计者之一。他在《奥巴马与中国崛起》一书中，以内幕人士的尖锐笔触解释了制订库普钱所主张的那种接触与遏制的“微妙结合”将会何等困难。但是巴德到底是一位乐观主义者。美国曾经战胜了野心勃勃的德国、日本和苏联。他断言，中国不会压倒美国——至少现在还没有。
也许是这样的。但美国与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冲突发生在美国经济增长之时。如果美国处在衰落之中，结果又将会怎样？这几位作者一致认为，归根结底，美国在海外的力量取决于其国内经济的健康。如果美国经济得不到恢复，而美国真的是不可缺少的，那么整个世界将因此陷入严重的麻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