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城镇化模式思考

四川华蓥市华蓥山广场旁的居民住宅群楼，在夕阳、绿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迷人。

在江苏高淳，中国第一个“国际慢城”，人们可以在油菜花地里惬意地骑自行车。

　　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避免国外所谓A模式的高耗性和B模式的消极性，实现质量与效益兼得，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城镇化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实际上只有一次机会，因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结束，城镇和重大基础设施布局一旦确定后，就很难再改变。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并产生了更大比率的废弃物。正因如此，曾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沃利·恩道曾经感叹：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

　　高耗之A与消极之B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认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叫A模式，另一种为B模式。前者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轿车为主导的机动化、化石燃料为基础、一次性产品泛滥等。其结果是：美国以占世界5%的人口却消费了1/3以上的世界能源。A模式无疑是造成现在地球“三高”，即高油价、高排放和高粮价的主因之一。

　　于是，法国学者塞奇·拉脱谢尔等人提出了所谓“反增长计划”。该理论认为：为增长而增长对生物圈承受极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温室效应的持续恶化，使得反增长对缩减我们的经济规模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因此，其目标应该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增长的社会。其基本措施包括：将物质生产规模恢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农业生产小规模化；减少能源消费等内容。他们反复强调：只要在社会与环境生命支持系统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减少资产、人口及不必要的包袱，人类社会就可以在转折和衰退的过程中保持“繁荣”。

　　而厄尔·库克在《人类、资源与社会》一书中预言，人类社会将分三步“退回低能量状态”：第一步是保护阶段，通过减少浪费和奢侈，提高交通运输工具和建筑物的有效利用；第二步是关闭部分工厂，减少服务项目，从煤中提炼甲醇燃料代替传统燃料，药品和酒精的大量使用等；第三步的特征是大多数的工人回到农场，出生率下降等等。这就是所谓的B模式。

　　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抵御A模式的诱惑。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拉美国家提供了一揽子经济改革援助计划。他们按照A模式思路，推行了以放松政府管制、加快大城市发展、削减社会开支、推行私营化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但结果是，仅仅10多年的实践之后，原本繁荣的拉美经济体数次面临崩溃。

　　“反增长计划”与B模式思路同样不可行。其一，它们并未触及如何纠正资本贪婪的欲望，无疑会使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发生更严重的发展不平等、社会保障在经济上失去可能性、高素质劳动力灾难性地减少等，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因为日益深化的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资本无休止的逐利。其二，它们要求经济巨头们放弃导致其长期致富的传统垄断能源产业和生产方式，无疑是缘木求鱼。而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原材料、能源等资源的剥夺和污染物转移，还会加剧后者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其三，它们让发展中国家减缓经济增长来承担发达国家在前几个世纪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所致的今日发展高成本，不仅不公平，还会造成后者深陷贫困，并加剧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