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能远离“看得见的人情”吗？
在法律婚姻关系中嵌入明晰的物权边界，它蕴涵着一种法律实践的精确限定与操作。通过司法解释来让法律成为刚性的工具，是值得肯定的。问题是，法律与司法都是一种平衡的艺术，法律固然需要弹性系数小的践行空间，却不能为了追求这样的“唯精确性”，而远离基本的人情与判断，甚至对其视若无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法律远离“看得见的人情”，是一种全面博弈的缺失，也可能让其失去法的呵护温度。
在我看来，现在出台的婚姻法解释（三）至少有着“两重疏忽”，也即对“看得见的人情”的无视。一是对城乡具体婚姻现实的疏忽；二是对中国家庭里男女地位与分工现状的疏忽。当下城市化的进程正在不断加快，可在大多数的农村婚姻中，夫家出房、女家出嫁妆依然是不少农村婚姻中的现实，这种婚姻财产的格局使女方财产处于一种“依附性的地位”。倘若按照婚姻法解释（三）中“谁首付，离婚后房子归谁”的细则，那么离婚后的农村妇女，将很难在前任婚姻中得到应有的财产，这显然对其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她们自身权益的保护，并未体现出应有的“人情味”。
即便舍弃城乡婚姻的具体差距，移位到中国家庭里男女地位与分工的特点，我们也会发现，婚姻法解释（三）中的一些规定也是不尽人情的。无论是在城乡，中国家庭中的女方多处于弱势的地位。这种弱势，表现为其承当着生育、家庭照料以及等等系列繁重的任务，这种分工，相对消解了女方自身财富的积累过程。这是一种不公平，按照婚姻法解释（三），在离婚纠葛时它又会演变成另一种不公平：相对男方作出巨大牺牲的家庭妇女，却可能因为当下普遍男性付房子首付的现实，在离婚后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这显然也很难说是公平的。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反对出台更具体的司法解释，只是法律理应兼顾规则与人情。一部良法，在内容上，它必须是“善意”的，在遵从基本的法理正义之外，也要保证弱势者的利益不被排斥。在程序上，它必须要严格杜绝可能产生的误伤负效应。对于婚姻法解释（三）引发的沸腾争议，最高法显然需要作出补充性和精细性的继续司法解释。（湖南 王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