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族至上”的家国情怀。

　　众所周知，对任何国家民族而言，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与影响力是最为深刻、稳定而持久的。人类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不止一个，但只有在黄河流域孕育并融合中华大地其他文明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仍能生生不息，绵延至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进程，就是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元（蒙）清（满）入主中原的结果，进一步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多源（元）性，包容性和统一性。台湾与大陆虽有浅浅的海峡所阻隔，且历经荷兰、日本数十年的殖民统治，但其思想文化的渊源、特质与发展播迁，同大陆中华母体文化却密不可分；台湾人民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伦理观念、礼仪民俗、生活习惯等与大陆基本相同，这说明台湾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个支脉和延伸，并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明。近代台湾爱国先贤丘逢甲的成长历程，就是鲜明的例证之一。

　　逢甲出生于十九世纪中期，这时台湾人口的增长以闽粤移民为主转变为以当地居民自然生殖增长为主，作为台湾进入定居社会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视祖居地“唐山”为“原乡”，把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看作是自己的第一故乡，毕生怀有强烈的“台湾情结”和本土意识，但他所接受的仍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同样遵循“国族至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先贤古训，胸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深知国家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在青年时期的诗作《台湾竹枝词》中，他就既歌颂郑成功率部驱荷复台、“纳土内属、维我国家”的历史功绩，又肯定康熙帝统一台湾，筹固海防的积极贡献。他能突破东南海疆一隅的视野局限，从维护国家民族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高度来评史论事，确是卓识过人。

　　甲午战败后的1895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是伟大的正义战争，得到大陆民众和爱国官兵的广泛支持。割弃台湾乃腐败无能的清廷中央封建政府所为。丘逢甲作为一名在籍进士，其身份只是台湾几个书院的教师，并非胸有韬略、肩负守土卫国之责的边陲大吏，更非权柄在握的朝廷重臣，却能挺身而出，勇赴国难，倾家财组建义军，面对强敌，率众奋起抵抗。清廷割台畀日，他“刺血三上书”，愤起抗争，继而倡建“台湾民主国”，力谋自主自救，“明知末着而势不能不拼而出此者”，这种不计成败利钝，不计个人得失荣辱的果敢行动，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以反抗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史家王芸生先生说得好：“当割台之势不免之时，台湾有宣布自主之一幕，其事虽昙花一现，然颇足表现我中华民族之精神，尚胜于不战而亡也。”

　　在乙未抗日保台事败挥泪内渡之后，丘逢甲创作了大量的念台诗篇（“往事何堪说，征衫血泪斑……不知成异域，夜夜梦台湾”、“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其怆台之痛，念台之深，可谓字字血泪。他痛定思痛，矢志于兴教育才、图强救国的事业，坚信只要祖国强大就能收复台湾（“大九州当大一统”、“重完破碎山河影，与结光明世界缘”。）在丘逢甲的心目中，海峡两岸乃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谋求国家民族的富强与统一是至高无上的，并时刻把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祖国的强弱兴衰紧密地联系起来思考，这种卓识是值得后人景仰和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