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育之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是在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应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邀请来到武汉。孙中山说这次来鄂的目的：一是调查战迹，凭吊忠魂；二是伤痛瓦砾，督促建设；三十哀思流离，抚慰疮痍。这次孙先生在汉停留5日，受到武汉各界的热烈欢迎。
4月10日，湖北军政界在武昌黄土坡外语专科学校，举行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到会人员约300人。孙先生身穿长褂、神采奕奕，来到会场，随同前来的有章太炎、居正、庞青臣等、孙先生讲话，首先对参加起义军政界同志表示慰问和敬意。接着，作了题为《共和与自由之真谛》的演说。对革命同志不同意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产生不安情绪，作了说明。他说“仆这次辞职，外间颇为仆功成身退，其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仆之解职原因，一在速享国民的自由；二在尽瘁于社会事业；三在避免流血，结束战争。”孙先生还说：“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含义无穷，发人深省。章太炎以双手拍大胯，赞赏不已。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欢呼“共和万岁”。在会场，喻育之聆听着孙先生演讲，对孙中山先生无比崇敬和敬仰，坚定了他跟随孙中山先生，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信念。
1913年袁世凯以暴力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在国内大力加强他的独裁统治。1914年5月，进而以黄袍加身，做起皇帝来。一套新的《约法》，进一步把自己变成终身大总统。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得支持，大肆出卖国家主权。于1915年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复辟卖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喻育之与湖北陆军测量局的同志们，集会、游行、写文章，呼吁一切爱国同胞，投入反袁护国斗争。军阀头子王占元获悉，下令：“捉拿激进分子喻育之。”喻育之被迫于1916年东渡日本。在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读书，后进孙中山先生和日本犬养毅和先生合办的政法学校学习法律。在这所学校任教的多事日本有名望的学者，如中村进午、器贺堪重等。担任翻译的都是中国留日学生学成尚未返国的人。同学们自己组织了讲义编辑委员会，成员有四川的曾琦、云南的张天放，喻育之是湖北的代表。在校期间，喻育之被推选为留日湖北同学会评议长，旋被推举为会长。
1918年，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北洋军阀段祺瑞签订《中日军事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允许日本在中国驻兵和指挥中国军队。段祺瑞的卖国行为，激起了留日学生的群起反对，喻育之与同学们一起写标语、游行、示威，坚决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日本当局为了镇压学生运动，派出军警到处逮捕游行学生。一次逮捕中国学生百余名，喻育之也同时被捕。在狱中，喻育之毫不畏惧，挥笔撰文警告日本当局，声明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是维护自己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最后，日本当局不得不将这些学生释放。
1918年，我国数千名留日学生在王兆荣（四川人，公费留学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带领下，毅然回国，投入到国内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行列。
喻育之等留日学生回国后在上海，与王兆荣、曾琦、温立等一起组织了“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团长是王兆荣，喻育之任副团长。同时创办了《救国日报》。王兆荣任社长，曾琦、温立先后任总编辑，喻育之任经理。当时，留日学生为了反日，纷纷回国，很多人留住上海。“留日学生救国团”向世界呼吁，捐款资助回国留日学生的生活费和《救国日报》的经费。许多爱国人士慷慨解囊，其中赞助最多的是江苏南通的爱国实业家张季直先生。《救国日报》在27个月中，先后出版800多期，销售最多的是南洋印尼等地，喻育之常以“阮恒清”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救国日报》问世不久，不仅日本人视之为中国青年爱国集团，排日言论之总汇，也遭到英、法、美帝国主义的嫉恨。法国巡捕房无故抓走了总编辑温立，并扬言要罚款、要封报馆。喻育之闻讯此事后，立即赶到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向孙中山先生汇报了情况。孙中山先生听后非常气愤，说道：“你们办《救国日报》是为了救国，救国就要有勇气，你们办的《救国日报》我看过！办得不错，报纸的名字取得好！就是杀头也不要怕！”。喻育之说：杀头我不怕，只怕封报馆。封了报馆，我们就失去了宣传阵地。要是罚款，我们一时拿不出钱来。孙中山先生听后，立刻让秘书拿出300块钱给喻育之，问喻育之这钱用于罚款够不够？接着又宽慰喻育之说；“温总编辑被抓之事，不要着急，我马上派人想办法释放他！”
孙中山先生“言必行，行必果”说到做到，第二天，温立果然被释放回来了。事后，中山先生又几次派人送钱支持他们办报。报社同仁们无不感动，深受中山先生的教育和鼓舞。这是喻育之第二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在上海期间，喻育之以三民主义信徒和爱国留日学生的身份，到处奔走呼号，唤醒民众，艰难不辞。喻育之被推举为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