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意味着有需求。”长期关注出租车行业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由晨立认为，由于出租车市场不开放，北京出租车牌照的估价远低于实际价格，“如果现在一个黑车司机捧着钱就可以买到牌照，其愿意付出的价格，才是牌照的真实价格。”
在厦门、温州等地，一个出租车牌照动辄超过百万元。一些拥有个体牌照的车主，把车转包出去，形同一家超小型出租车公司，也收份子钱。
“份子钱源自特许经营，要消灭份子钱，就必须取消特许经营。”在薛兆丰看来，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出租车营运从“发牌制”改为“登记制”，不管是私人还是公司，都可以到政府那里登记，声称自己要加入运营；而政府只负责记录和核实来人提供的资料，以备乘客投诉和其他安全防备之用。
放开经营权？
梳理出租车的历史和现状，不难看见，这个行业敏感而轻巧地跟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步伐，在改革开放浪潮之尖跳跃，因体制长期未理顺而纠结难行。惟有深化改革，才能理顺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
按照张国庆的说法，附着在出租车行业的牌照价格虽是无形，却难以估价。如果放开数量，让供应和需求回归平衡，将意味着出租车公司的利益受损。
在由晨立看来，如果没有比较妥善的政策进行引导，加上司机运营压力加大，很容易产生冲突。
而熟悉多地出租车业的律师王振宇认为，解决这种冲突需要政府的智慧、勇气。类似放开经营权的举措，未必是一蹴而就，而是找准时机，比如经营权到期，以提高服务，竞争上岗的办法是淘汰一批司机和公司，放新的竞争者进来，把市场搞活，杭州等地已经开始这样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