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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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作者谢雨辰、三哥、母亲、二姐、大姐、保姆、大妹（摄于1945年台湾台中公园）
在台湾，我的父亲是“客家人”，母亲是“河洛人”（闽南人），为此，从我有记忆的5岁起，我的兄弟姐妹们就习惯成自然，用客家话、闽南话这种特有的混合双音带与父母亲、外公外婆、大伯、叔叔这样交谈。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它对台湾长达五十年的野蛮殖民统治，台湾光复了，我们的家从苗栗乡下搬到了繁荣的大港口高雄，爸爸开启了一家“东海贸易行”，从翌年的1946年就与厦门做起了第一笔生意，父亲也许是第一个与大陆通商的台湾人，从那年起，我就成天的做着梦，梦着父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带回到那我们老祖宗出生的祖地，一直被我们台湾人称为“唐山”的那个神秘的有条巨龙的家乡。 然而，1947年年初一场意外的大事发生了，台湾群众因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专制独裁和高压统治，爆发了惊动世界的流血事件，台湾人的梦破灭了，爸爸妈妈的心也碎了，一天我从学校放课回家途中，被西北雨（骤雨）淋得满身湿透跑回家时，看见父亲一个人喝着闷酒，我永远不能忘记当时爸爸以几乎哀嚎又悲凉甚至是绝望的口气对我说，“孩子，爸这辈子是回不去唐山了，你还小，长大了有机会一定要回去哦！” 经过三十七年风雨和沧桑，当年听父亲说要回去，要回去唐山才算了了一件心事的七岁孩子，已经四十四岁，成为有妻，有三个孩子的爸爸了。 1984年，我与妻张金凤不顾生命的危险带着还年幼的三个孩子，冲破了台湾当局极其恐怖的军事戒严令和封锁，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在政府驻外机构的热情帮助下，终于才回到了我们祖祖辈辈，魂牵梦萦的这块黄土大地。 1984年，我们一家人回来时正赶上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翻天覆地的浪潮中，祖国九百六十五万公里土地上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和喜人的大好形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和宏伟的现代化，使亿亿万万的中国百姓，彻底摆脱了封闭贫穷、落后的窘境！身为一个台归人士，我兴奋得把自己亲身所看到的、体验和感触到的情况，透过各种渠道让在台湾和海外的亲人、友人和所有的乡亲真实了解大陆的真相和新面貌。1987年的11月下旬，台湾当局在两岸人民、在社会舆论强大的诉求和压力下，终于解除了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事戒严令”，横在两岸的坚冰开始融化、松动。从1988年的春节前夕，我在台湾的亲友一批又一批绕从香港、或日本第三地偷偷地进入大陆北京来看望我们。说起1987年台湾当局刚开始解严时，虽然宣布说据于人道，台湾国民党老兵可以返回过去被称为“匪区”的大陆探亲，后来又进一步允许台胞去大陆旅游，但那时候来大陆看望我们的亲友却对国民党政府心存很多顾虑，因此都化整为零，对外说是要到香港或日本去旅游，而实际是相约好在第三地集合后，惶惶恐恐紧张兮兮进入曾被恐吓妖魔化了五十年之久的所谓“中共匪区”。记得那个时候，他们说在北京偶尔看到五星红旗还紧张得手心发冷，我们这些亲友现在谈起当年的事，都还常禁不住对当年自己的多虑无知当成笑话来自嘲。
1994年2月28日，我突然接到了来自台湾三哥打来的电话说，母亲病危，要我急速回台北去。然由于台湾当局种种刁难，没能即时成行，后来听大姐说，母亲临终前还唸着说，在北京的阿业（我的小名）和金凤怎么还没回来？慈母是于3月19日含着遗憾的泪水走了，永远走了。大哥一家人及表哥、表姐、姐夫、外甥他们送完殡后，相继回去在美国、巴西、日本的侨居地，而焦急如焚的我们迟至两个月后才拿到台当局的入境批文，我与妻金凤匆匆赶回台北后在二哥、三哥、五弟、大姐和三个妹妹陪同下直奔下葬在苗栗明德水库水环山抱一处小山丘上的慈母墓地。身为人子的我，不能在慈母临终前见她最后一面，并为她送终，想来是我一生感到最痛心最无奈也是最大的遗憾。
午夜，从墓地回到台北永和秀朗路的大姐家时，很意外又惊讶的发现大哥带着侄子（忠翰）站在巷口，慈母的逝去及十年的两地分离，我们不由万分感慨，悲从中来，大哥紧紧拥抱着我，兄弟俩放声大哭一场。原来大哥一家人为慈母送完殡后就回美国加州去了，后来听说我和金凤被台湾当局最后放行后，他竟然再度跨越重洋返回台湾，为了就是想见见远在北京的四弟和弟媳金凤。兄弟情谊深似海，天各一方独徘徊，
待到相聚重逢日，为母垂泪到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