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第三条道路”式微，欧洲左翼力量走向何方？

　　左翼身份特征弱化导致稳定支持力量的流失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三条道路”在欧洲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田德文：石油危机后，欧洲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增强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劳动力市场状况，而欧洲左派的传统强项是在社会分配上做文章，在促增长方面却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我认为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式微的主要原因。

　　郭忠华：“第三条道路”的吸引力在于其将一系列具有矛盾性的目标包揽在一起。它的成功依赖于政策能够在左与右之间保持精妙的平衡，这种政策实际上没有多大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如果考虑到“第三条道路”还希望重建家庭和社区、解决生态和多元文化问题，那么这种政策平衡就更加难以维持。从这个意义而言，“第三条道路”注定不会长久。

　　吕薇洲：按照吉登斯的解释，“第三条道路”的衰落是由全球化和信息革命造成的。在我看来，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迅猛发展虽然对“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政策形成了一定甚至是巨大冲击，但毕竟外因要通过内因发挥作用。我认为，左翼身份特征的不断丧失才是“第三条道路”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影响下，不同程度地丧失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与保守党之间的执政理念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趋同。

　　林德山：只要冷静地分析“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就会发现它内含了许多矛盾。例如，“第三条道路”强调用市场手段来矫正传统的“大政府”问题，但却缺少约束市场的必要手段，因而在现实的政策中更多地表现为对市场的妥协。为了与“大政府”决裂，吉登斯强调政府的作用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有效性。他认为政府传统职能可以向两个方向转移：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市民社会；一部分权力则需上移至全球治理的层面。事实上，前者并非为社会民主党人所独有，而且市民社会也只能承担一部分社会职能，很难承担抑制市场泛滥的职能；而后者则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同样，在个人权利与责任的问题上，虽然“第三条道路”强调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但在现实的政策手段上，这主要是通过限制福利范围和水平的方式来实现的，因而更多表现为对个人责任的要求而非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正因为如此，在许多人看来，“第三条道路”只是社会民主党人向新自由主义方式妥协的一种表现，它未能真正如其所标榜的那样，矫正新自由主义方式所导致的社会失衡。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三条道路”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