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云水相望《富春山居图》600余年离散录

　　假作真时真亦假

　　实际上，吴湖帆能够通过《无用师卷》影印本的比对确认《剩山图》，多少也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因为那时候，《无用师卷》被确认为《富春山居图》真迹也不过四五年光景。此前，它作为乾隆皇帝“御批钦定”的“假画”在故宫存放了近200年。

　　清乾隆十年（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加盖玉玺，赋诗题词。没想到，第二年，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又被进贡到了御案上！

　　这一幅才是黄公望真迹，即《富春山居图》后大半段《无用师卷》。自遭遇“火殉”之灾被分为两段后，《无用师卷》先后经历了张范我、季寓庸、王鸿绪等几位收藏家，乾隆年间辗转入宫。

　　而此前，乾隆已经得到的那一卷《富春山居图》，实际是明末文人临摹的《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的题款。因为伪作题款中说是为“子明隐君”所画，所以这幅画又被后人称之为《子明卷》。

　　事实上，《子明卷》的仿制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显然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乾隆皇帝还是在这个并不高明的伪作上“打眼”了。

　　有皇帝深信《子明卷》在前，《子明卷》和《无用师卷》究竟孰真孰假？这恐怕就不只是画作的真假问题了。最终，在翰林院掌院学士梁诗正、礼部侍郎沈德潜等几位大臣的附和下，乾隆认定《子明卷》为真迹。不过，他同时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决定：花了“二千金”把《无用师卷》留在了宫中，列入“石渠宝笈次等”。

　　此后，梁诗正受命代笔在《无用师卷》上题跋，解释了花大价钱买“赝品”的初衷：“……此卷笔力苶弱，其为膺鼎无疑，惟画格秀润可喜，亦如双钩，下真迹一等，不妨并存，因并所售以二千金留之，俟续入《石渠宝笈》，因为辨说，识诸旧卷……”

　　乾隆皇帝颇有风雅兴致，一大爱好就是把玩皇宫收藏的历代名画，之后在上面留下题画诗。而《无用师卷》画上，除了这段“御识”，再没有留下任何“乾隆御笔”。

　　再看《子明卷》，因为深受乾隆喜爱，每观赏一次就题诗一首，先后题了48年、50多处，把画卷上的留白处统统变成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就是这样还意犹未尽，最后实在没有地方题字了，乾隆在前隔水题了一句“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

　　《富春山居图》真迹，却以赝品之名得以保全“清白身”，可谓离奇大幸。

　　乾隆逝后，翰林院编修胡敬等校阅石渠旧藏，《无用师卷》编入《石渠宝笈》三编，但仍无人为其正名。

　　就这样，这幅真迹不受打扰地在清宫里静静地躺了近二百年。直到1933年，北京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暂存至1936年。《无用师卷》、《子明卷》都在其中。

　　1935年，故宫藏品赴伦敦参加国际展览，吴湖帆任审查委员并负责整理展品，有机会初见《无用师卷》真容。

　　有一种观点认为，《无用师卷》、《子明卷》的真假是吴湖帆鉴别出来的。而记者查阅的《吴湖帆日记》、《吴湖帆年谱》、《吴湖帆传》等都没有谈及此事，相信这只是一个讹传。

　　最先看出两画真伪的，实际上是吴湖帆的弟子徐邦达。徐邦达现在是故宫研究室研究员，中央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理事，有“国眼”之称。

　　1933年，故宫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上明显的火烧和修补痕迹、《子明卷》不合规制的题款位置，引起了他的注意。经仔细考证，徐邦达推翻了清宫对两幅《富春山居图》真伪判断。《无用师卷》终于“验明正身”。

　　至吴湖帆得到《剩山图》时，《无用师卷》已是举世公认的真迹。《富春山居图》首尾两段得以互为印证。设若世间仍以《子明卷》为真，则《剩山图》真迹只能是吴湖帆眼力所判，与《子明卷》对照之下，恐怕真的会“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用师卷》与《剩山图》虽分隔数百年，却气息相通，正名、现世相隔不过几年。冥冥中，《富春山居图》自有神韵相继，画虽断，而魂未分。

　　此后的十余年中，《无用师卷》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公里，辗转运抵南京、四川、贵州……至抗战结束后，陆续运回南京，又于1948年底，被运至台湾。

　　从此，将它与《剩山图》分隔开来的，就是那一湾浅浅的海峡。

[责任编辑：薛白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