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摄于1920年代的台湾埔里。照片上是我丈夫的祖父陈添全家。照片左一为大姑妈陈凤；左二为祖母抱着二叔陈金河；中间为三姑陈换治；右二为祖父陈添牵着我的公公陈炎坤；右一为二姑陈秋香。这张照片曾刊登在我丈夫写的《二十世纪一个台湾家庭的悲欢岁月》中。我要讲的故事，主要都是从他那里得知的。如今照片上的人有些已经过去，但它却记载着一个台湾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我的丈夫陈毓钧是第五代台湾人，祖籍福建漳州。咸丰年间，他的曾曾祖父携父母及弟弟移居台湾，定居埔里。弟弟因水土不服，返回漳州老家。曾曾祖父则携父母留在台湾发展。
　　到祖父陈添继承家业时，陈家已发展成为在埔里家业排名第三的殷实人家，那时台湾正值日据时代。祖父是个开明乡绅，念过私塾，喜欢看书读报，经常到台中、台北采购介绍国民政府和孙中山先生的文章。他有着非常强烈的汉民族意识，曾因批评日本统治、拒不改日本姓氏，而被日本人关押在警察局。我公公的大姐陈凤经人做媒嫁给了台湾报人谢廉清，陈家的命运从此改变。谢廉清早年留学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1927年4月，他与台湾旅沪青蔡孝乾一起成立左翼组织“赤青会”。1930年代，回到台湾后，他在《台湾新民报》任编辑和记者，宣传抗日思想。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他携全家到北京工作。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国民政府接管北京时，以“汉奸”为由，把谢廉清关押，有猜测说，是因为谢的共产党员身份曝光而遭国民政府报复。北京和平解放后，谢廉清获释，但大姑妈却因病不治，长眠在北京，留下三个女儿。
　　我的公公陈炎坤早年曾随大姑妈来到大陆，在青岛医学院就读，后返台。祖父曾打算让他到北京接大姑妈一家返台，但因国共内战爆发，时局动荡而受阻。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两岸处于隔绝状态。两岸亲人也从此杳无音讯。
　　我公公的弟弟陈金河早年在北京读书，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回台后，他在台北师范大学参加共产党组织的读书会。1950年代初，他被国民党以“亲共”罪名逮捕，被送至绿岛监狱监禁达11年之久，后又在小琉球关押一年。
　　1978年，我丈夫留学美国。1978年，他参与组织两岸留美学生在美国新泽西州首府进行的研讨会，这是两岸留学生第一次有组织的接触。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就读时，我丈夫遇到了当时从大陆来的访问学者贾浩先生，便向他提及失散多年的三个表姐。谁成想，贾浩先生通过他的父亲、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贾亦斌先生很快就找到了三位表姐。那时，台湾当局还没有开放探亲，他们只得转道日本，分离近36年的亲人终于团聚。
　　我和我丈夫相识在1990年代初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那时他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教授。我们是同行，都是研究美国的。记得打动我的，不仅是他的学识，还有他看问题时的客观态度。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研究美国，不是要亲美，也不是要反美，而是要知美。”90年代李登辉大搞台独路线。我先生与他的姑丈林洋港先生一道，反对李登辉的台独路线。1996年，林洋港先生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时，我丈夫任林洋港先生竞选总部新闻发言人。

（图片说明：1994年12月摄于林洋港先生台北寓所。图中左一为我的丈夫陈毓钧抱着我们的儿子，中为前国民党副主席、台湾前“司法院”长林洋港先生，右一为林洋港先生夫人。）

　　我们的儿子出生在北京，现在就读于清华大学附中高中部。他从小随我们往返于两岸之间。记得在他三岁那年，我们带他去淡水玩。台湾朋友问他：“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他回答说，“我是台湾人，也是北京人，我还是中国人。”对台湾，对北京，对中国的爱，从小根植在他的心中。（作者：赵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