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宗台语片流行长达20余年，产量多余千余部，热闹滚滚，在台湾电影史上缔造空前绝后的纪录。台语片风潮，是由很多因素交织而成的，其所牵连到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层面的运作，更是错综复杂，波澜壮阔，从而促成台湾近代史上大规模的电影社会运动。背景的探讨，如果从看电影的观众（需求）与电影的制作还境（供应）来观察，则可以分成六项来叙述：
（一）农村社会经济的繁荣
电影，是资本主义的产品，因此，电影与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探讨台湾过去经济发展的书籍专论，不胜枚举，但是，这些论文不是从经济史的观点做记录性的叙述，就是以计量经济学从事假设的证明或模型的建立，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不是忽视当局的因素，就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光复之初，台湾经济凋蔽，民生困苦，看电影是一件奢侈的行为。
到1950年代初期，台湾采取两项与众不同，且对台湾经济影响很大的政策——土地改革与利率政策，以强制性的和平手段，把耕地由地主的手中转移到自耕农手中；另一方面采取台理的利率政策，使官订利率接近市场利率的水平，抑制了通货膨胀，增加人民储蓄意愿，再加上美援以及“外资”，促进了经济成长。所以，从台湾经济发展史来看，台语片兴起的背景是农村社会经济的繁荣，使得农村家庭有余裕，一个人花几块钱看电影不再是困难的事；更使制片商独资或聚集游资，合股拍片，都是容易的事。
（二） 观众渴望母语电影的出现
电视出现以前，电影是高尚的娱乐，所以，在农业社会，免费的露天电影常常吸引大批的人潮去观赏。可是，光复后，台湾的电影市场已经沦为好莱坞帝国的殖民地，乡下有六百多家戏院，都是外来片，观众看不懂。虽然有字幕，也很难适应，得靠辩士临场解说，但辩士几乎是十天一档的到处赶场，自己没时间看片研究剧本，常常临场胡说，结果到最后电影结束时，也发生解说剧情不符合的丑事，倒尽观众胃口。虽然国语片很少，但是受日本殖民教育的乡下人还是看不懂。
光复后，上海来的国语片虽然很多，但质量比较差，不久就失去好感。而在1950 至 1955年间，台湾三家公营制片厂才生产14部国语剧情片，其中不是“反共”八股片，就是政策倡导片，这也难怪台语片一出，立即引起轰动，因为台语片是台语发音，民间故事大家又熟悉，演员面孔是本省人，观众当然感到十分亲切，所以就有乡下人全家到城里拜访亲戚，先吃个中饭聚餐，然后举家到戏院看台语片的温馨热闹场面。赶场电影，可以说是台湾农业社会最后一次的家族式聚会。因此，从社会心理的立场来看，台语片的出现是本省人期待已久的事。
（三）本省电影人才跃跃欲拍
光复后，本省只有一家省政府经营的制片厂“台湾电影摄制场”（原日本“台湾映画协会”，后来改为“台湾制片厂”，亦即今日的“台湾电影文化公司”），在1945年至1949年间，只拍摄一些新闻片、纪录短片。1950年成立的“文协”旗下设有文艺奖金委员会，每年固定颁发奖金以鼓励文艺创作风气。第一年报告文学的得奖作品，是铁吾的《女匪干》，后经邓禹平编成电影剧本《恶梦初醒》，亦获得协会颁奖。1950年11月14曰，农教公司与“中制”合作拍制《恶梦初醒》，是战后台湾第一部剧情片。台湾的国片市场被香港片（包括粤语片、厦语片）所霸占；加上台当局积极拢给香港自由影艺人员，甚至贷款支持（如张善琨的新华公司），以致于香港电影界开始影响到台湾的电影生态，港片也逐渐成为台湾国语片市场的主流。
台湾光复初期的制片如此荒芜，而本省的电影人才，他们曾往日本学习影剧技术，懂得拍摄和导演，或在上海学会电影的编导，也有更多的人在台湾跟日本人学过电影拍摄与放映。而今光复后，他们渴望在自己的土地上，为本省的乡亲观众拍制自己母语的电影，跃跃欲试，可以充分发挥创作理想。总之，从本省电影人才的立场来看，他们拍制台语片的愿望十分强烈。
（四）厦语片的刺激
当初当局是不赞成拍台语片的，但允许香港来的国语片、粤语片、厦语片、潮语片等进口，其中以国语片、粤语片来得较早也较多。至台语片兴起前夕，厦语片则后来居上。厦语也是闽南语系之一，发音比较高昂，本省人听得懂，但觉得怪怪的。厦语片是以歌仔戏电影输入台湾，而国民党并不反对地方戏曲，所以厦语片进口后颇得本省中年以上妇女的喜爱，也因此抢走不少的歌仔戏迷。
厦语片的起源，是1949年后，从厦门、泉州移居香港的戏曲人员，利用粤语片设备来拍制厦语片，其中以古装戏为多。第一部输入台湾的厦语片，是1949年的《雪梅思君》，是钱胡莲主演的古装戏。1952年以后，厦语片的生产渐多，题材多翻版自粤语戏曲片或改编目民间故事，编导也多是粤语片班底，其间还有少数是将粤语片改配成厦语片。厦语片水平比一般粤语片更差，但由于和台湾语言相通，大受欢迎，像《唐伯虎点秋香》卖座后就立即再拍续集，同时厦语片市场除了香港外，不但有台湾市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也是语言相通的市场，因此卖埠愈来愈广，供不应求，香港人称厦语片是“冷门中的热门片”。于是到了1954年，厦语片勃兴，鹭芬、鹭红姊妹也赶拍《孟丽君》、《梁山伯与祝英台》、《唐伯虎点秋香》、《陈三五娘》等，都倾销到台湾来。厦语片赚钱的现象，终于刺激了本省电影人才，而有信心拍得比厦语片好。
此时，最先拍台语片的邵罗辉，是因为他随叶福盛的都马剧团在外埠演出期间，常遇到厦语古装片抢走生意，而感到舞台剧的没落。同样一出戏拍成电影，十天一档的歌仔戏，可以在两小时的电影中看完，而且可以到处放映，舞台剧却只能演给现场观众看。于是第一部16厘米台语片，就是由叶福盛投资拍成的。
（五）歌仔戏的发展面临转型期
1952年正式成立“台湾省地方戏剧协进会”，地方戏剧包括歌仔戏、客家戏、南管、掌中戏、话剧等。其实，歌仔戏是台湾独有的二种通俗民间歌剧，也可以称做台湾戏，在台湾拥有观众最多，其风行地区并不限于台湾岛内，在厦门、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等地也是同样地受到欢迎。其最早的剧本《陈三五娘》是由民间故事《荔镜缘》改编，第二部《梁山伯祝英台》是歌仔戏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杰作，也可称为歌仔戏的圣经。
歌仔戏在经过日本皇民化运动的寒冬时期，光复复苏，一团又一团地成立，有时一团又分成两三个子团，而且在当局举行地方戏剧比赛之后，歌仔戏团有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当时省教育厅企图改良地方戏剧，进行文化改造运动，用意是想将歌仔戏纳入文化宣传的行列。但实际上并没有效果，歌仔戏团仍在赶场赚钱，越赚越粗俗，以致于不到两三年，歌仔戏已经弊端丛生。
显然，歌仔戏并没有跟着时代在进步，反而因为不研究、不进修，而堕落到粗俗的地步，于是在电影业不断兴盛起来之际，歌仔戏便面临淘汰转型的迫切时机。刚好，将歌仔戏拍成电影正符合台语片克难速成的需要，因为当时台湾还没有民营制片厂，于是就在这些时空交的诸多条件配台下，歌仔戏电影便成为台语片的先声，也是一项革命性的发展。
（六）新剧运动陷入低潮后的人才出路
新剧（话剧）和歌仔戏对于台语片的发展都提供了贡献，但因为新剧与国语话剧都有较多的知识分子观众，在经过五年左右的“反共抗俄”剧运之后，新剧陷入低潮而平静状态，再加上没有适当的演出场所，较完整的剧院只放电影不演话剧、演出耗费太大，以及捐税过重，往往票房收入除去捐税不够耗费。尤其自1956年“中央话剧运动委员会”结束后，戏剧活动渐渐平息，只有民间小团体在夜晚作余兴演出。
台语片的红星或编导像小雪、小艳秋、田清、辛奇、吕诉上、吴炳南、李坤炎、戽斗、英英、邵罗辉、邵关二、周游、周万生、林博秋、柯佑民、郭夜人、康明、许成钟、许成邦、许成铭、陈财兴、陈剑平、张深切、张维贤、张渊福、刘江南、矮仔财、杨一笑、杨月帆、静江月、赖曾、锺瑛、天炮枝、阿匹婆、武拉运、洪信德、素珠、黄俊、黄志清、曾仲影、游星田、杨长江、郑东山、欧云龙等都是出身于剧团。
新剧团演员比歌仔戏团幸运，人才都在剧运没落后，投入台语片风潮中，大显身手，总之，新剧人才的投入，促成台语片的繁荣走向黄金时代，而后电视台的成立，也因新剧、歌仔戏人才的投入而兴起，台语片等于是影视人才的磨练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