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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是民进党上台后完整施政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中，由于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台湾社会非但没有向上提升，反而却是迅速“向下沉沦”：族群与统独矛盾被一再挑起，社会裂痕加剧；失业率节节攀升，百姓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天灾人祸不断，社会救济机制依然无法发挥效力；政商名流频传性丑闻，社会道德价值观堕落。如此等等。真可谓“旧愁未去，又添新忧”。台湾社会的向下沉沦，既有远因，也有近果。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系列乱象的出现，与李登辉及民进党执政当局，不惜一切代价推行分裂路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
2001年台湾社会的基本情况
第一，经济危机空前，基层劳工受害极深。
2001年，由于受朝野冲突严重、民进党施政无能的影响，岛内经济增长率是一路下滑，并创下了台湾经济负成长的最低纪录。第一季，台湾经济增长率还有1.06%，但到第二季、第三季，则分别跌到-2.35%、-4.53%；第四季度虽有选举刺激与出口增加，预估经济增长率仍将低于-1%。“中央银行”在12月底预计，台湾全年经济增长率为-2.26%。这些指标，都是1950年以来台湾经济纪录中的首次出现。与此同时，岛内的股市也是持续动荡探底，到9月底10月初，股市更跌至3500点以下。
失业率节节攀升。在2000年底时，据台官方统计显示，失业率还只有3%，但到了2001年，却是逐月上升。至11月24日，据台“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台10月份失业人数为52.7万人，失业率为5.33%；广义性失业人口攀升到73.3万人，广义失业率为7.26%；1至10月平均就业人数937.7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09%，是历年最低的数字。其中基层劳工的失业率窜升至6.95%的历史最高纪录，呈连续第13个月上升，基层劳工失业者占总失业人口比重也剧升至45%。11月份，尽管有“二合一选举”增加就业机会，但失业率还高达5.28%。特别是基层劳工失业情况严重，导致他们的生活来源面临空前压力，部分人因无法承受生活压力而走上自杀之路。尤其在2月份，全岛每天都传出自杀事件，甚至每天高达6人之多，这也就是所谓的“二月自杀潮”。
第二，“一国两制”认同度空前高涨，族群矛盾、统独矛盾再次被激化。
民进党自去年5月20日正式上台之后，其所推行的“没有李登辉的李登辉路线”在岛内引起了一系列的恶果。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开始清醒认识到分裂之路行不通，“台独”是死路一条，因此，“一国两制”的接受认同度日渐增加。从2000年底的近两成接受度，到2001年上半年，增加到30%以上。7月，据新党“立委”冯沪祥所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一国两制”的认同度更上升到5成。
这种形势的发展，引起了各路“台独”势力的紧张，纷纷以各种奇谈怪论来为“台独”谬论辩白，肆意抵毁一个中国原则，恶意攻击“一国两制”。2001年2月，岛内“台独”势力居然与日本右翼势力勾结，在岛内推出所谓的“台湾论”。该书不仅美化日本侵台事实，而且还引用“总统府资政”、奇美集团董事长许文龙，以及伟诠电子集团董事长蔡坤灿有关“慰安妇是自愿，是为了出人头地”，污蔑抗日志士是“流氓”。而作为陈水扁“国策顾问”的金美龄，也从日本返台，为“台湾论”推波助澜。此书及金美龄等人的言论，虽引起了在野党的强烈批判，但李登辉却称该书“代表了台湾价值观的一切”，陈水扁还称这是“言论自由”，他要“誓死保卫”，后来，陈李二人更将认同“一国两制”与“卖台”划上等号，四处攻击主张统一者。
到年底选举之前，李登辉与陈水扁为了捞取选票，一唱一合，以廉价而煽情的口号，刻意挑起统独争议与族群矛盾。李登辉通过组织所谓的“台联”党，挑起“本土”与“非本土”之争，散布“外省人欺负台湾人总统”谬论，大骂国民党“联共卖台”，叫嚣“国民党滚回中国去”；陈水扁李登辉在助选过程中，陈水扁将“九二共识”与“出卖台湾”划上等号，四处推销“台湾人的祖国是台湾”。“建国党”等激进“台独”势力再次打出“中国猪滚回去”的口号。省籍与统独对立随着选战升温而愈演愈烈，在部分地区甚至引起了暴力冲突。在选举结束之后，民进党“立委”以粗俗下流的语言攻击无党籍“立委”、原民进党文宣部主委陈文茜，结果引起了在野党的批评，民进党又借机将之转化为“族群问题”。这一系列争论与冲突，再次撕裂了台湾的族群社会。
第三，政商名流频传性丑闻，性侵害问题空前突出。
性侵害问题一直是一个台湾社会中较为突出的事件，为防止此一现象的持续恶化，台“内政部”在2月份甚至还提出了所谓的“性骚扰防治法”草案，明订对他人性骚扰者最高可处罚30万新台币，同时也给相关单位予以连带责任。但是，这并没有给阻止性侵害事件的发生。据统计，2001年，岛内的性侵害事件与去年同比增加一倍以上。在许多县市，则传出警察“掳妓勒索案”，并且涉案人员越卷越多。而作为刚刚成为执政党的民进党，更是一再惊暴政治人物的性侵害事件，加上政治与舆论的“扒粪”哄抬炒作，使这一问题格外引人注目。
从2月中旬开始，直到3月底，身为陈水扁“国际问题顾问”的民进党“立委”张旭成，以提供工作为名，对一汪姓女子长期进行性侵害。此事件被汪女揭发之后，还引出了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的前妻艾琳达的相同指控。张对女性性侵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对此，民进党不但没有取消张旭成的“不分区立委”提名人资格，反而还为其辩护。
3月份，为民进党作义工的5名女生又联手指控青年部主委王铭源对她们进行性骚扰。民进党高层开始虽然还表示要好好处理此事，甚至愿提供法律上的帮助，但民进党副秘书长许仁图却随即将之归咎为人事关系问题，民进党主席谢长廷更以“这又不是枪毙的事件”。以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5月份，士林纸业集团董事长、陈水扁的大金主、“国策顾问”陈朝传，以帮助找工作为诱饵，对其三姨太干女儿的妹妹进行性侵害。事件暴露后，陈朝传至今未受到任何处分。
11月中旬，岛内媒体惊暴邪教入侵校园骗色骗财事情。来自韩国的基督教摄理教会JMS教主郑明析，在台传教十余年间，不仅身边经常有名牌院校的美丽女生围绕，甚至还借传教之机诱奸了上百名女大学生。虽然检方多次声称无法找到郑明析，但据岛内舆论揭露，就在事件被揭露之前，有人还看到过郑明析与陈水扁还一同观看球赛。
12月底，新竹市文化局长璩美凤“性爱光碟”被《独家报导》随刊赠送，在岛内掀起轩然大波。后据查，璩美凤的前男友、民进党籍新竹市长蔡仁坚可能涉及此案。
第四，天灾人祸不断，但救灾体系无法及时发挥作用。
2001年，从年初一开始，便是天灾人祸频传，一再鼓吹“高能、效率”的民进党政府在处理事情时却往往显得或是慢半步，或是束手无策。
“阿玛斯号”货轮漏油事件。1月14日，希腊籍“阿玛斯号”货轮，在台湾省南端海域垦丁公园离海岸约1公里处撞礁破裂，油料外泄，造成海域污染事件。由于处理不及时，导致附近的渔业与生态资源受到严重损害。据统计，此次油污事件造成新台币60亿元的损失。但作为主要负责人的“环保署署长”林俊义，在事件发生24天后才到现场视察。
东科火灾延续达3天。5月12日，台北县汐止东方科学园区爆发火灾。此火灾从5月12日凌晨开始延烧，直到15日才扑灭。期间，尽管出动了300多名警察、义工与消防人员，但由于大楼本身的救火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救火云梯也无法发挥作用。这场大火导致323家高科技产业受损，总计财产损失高达100多亿。火灾甚至导致14日台湾股市几乎跌停，虽然最后有政府基金与多家厂商进场拉抬，股市指数仍在终场下跌了56点多，而股市成交值仅378亿余元，再创当年新低纪录。火灾还导致至少8000名员工的工作受影响。
“桃芝”、“纳莉”台风先后登陆台湾。7月29日登陆的“桃芝”台风，共造成全台93人死亡、127人失踪、189人轻重伤，共计财政损失，超过100亿元新台币。9月16日登陆的“纳莉”台风，笼罩超过50多个小时，导致整个大台北地区都陷入大水之中，台北市几乎全市都淹水，山区出现土石流，近10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或失踪，149栋大楼地下室积水。捷运线及部分铁路与公路运输中断。农业损失超过20亿元新台币。
第五，犯罪现象未见减轻，“扫黑”动作引来不少争议。
2001年是被民进党捧为“陈青天”的“法务部长”陈定南全面推动“扫黑”、“查贿”、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一年，但是，无论的其动作对象、动作力度都引起岛内民众的非议。
“扫黑”效果不理想。鉴于岛内犯罪现象大增，“警政署”从年初开始，总共规划了9波全台同步“大扫黑”行动，扫荡检肃“治平专案”对象和“迅雷”目标，并针对帮派聚合等场所多次进行临检。但是，这些动作并没有产生什么威慑效果。据统计，2001年的前3个月，岛内的犯罪率与2000年同比成位增长，与此同时，帮派势力也依然猖獗。3月底，台北市西门町发生帮派火拼事件，包括“四海帮海洋堂”、“万国帮”、“三重天台下角头”、“竹联帮战堂”、“南堂”、“天道盟太阳会”都有成员参与。警方当场逮捕48名打架者，其中还有两名现役军人。6月中旬，“竹联帮天龙堂”竟然公开发放“武林帖”，席开40桌，举办“帮主”交接仪式，场面热烈，盛况空前。
“扫黑”行动动机受争议。2月27日，台检方以“拐骗”的方式，将台中县议长颜清标等予了羁押，并以涉嫌贪污罪，以及杀人未遂等四个“旧案”对颜清标予以起诉。后来，法院在证据并不充足的情况下，以“有罪推定”这一有违程序正义的作法，将颜清标等人长期关押，并不让取保。在对颜清标判处重刑之后，虽然颜清清标多次上诉，并当选为“立委”，检方一直拖延到2002年初才让颜清标取保候审。对此，颜清标认为这是由于他曾经在“总统”选举中挺宋的结果，而在野党及岛内舆论也认为这是民进党当局在借司法排除异己。
“查贿”被认为是选择性办案。在年底选举期间，“法务部”出台了新的贿选定罪标准，规定每件竞选礼品价值不得超过30元新台币，违者即为贿选。此举不但引起在野党的攻击，甚至连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都批评此标准是“不食人间烟火”。后来，检方人员以此为标准，查处了多位国民党候选人，并导致其中多人落选。选后，国民党“立委”纷纷指责，真正贿选者却一个也没有抓，这只不过是民进党借办案打压国民党选情罢了。
此外，岛内的其他社会问题也不少。例如，由于对入世准备不充分，导致普通百姓因担心烟酒涨价，而形成所谓的“米酒抢购风潮”，百姓们甚至不得不凭户口簿排队购买米酒。由于环保工作不力，导致岛内一再传出“镉米事件”、“登革热病例”、饮用水污染等事件。可以说，台湾社会的这一年，正在“紧急下潜”。
社会乱象的深层原因
对于台湾社会的这一系列乱象，岛内舆论认为，从远因看，是李登辉在主政12年间，为了巩固其个人的权力地位，而不惜采取各种不当手段，最终导致岛内统独矛盾激化，黑金、金权勾结，恶化了岛内的社会生态的结果。最近的原因则应算到民进党执政无能之上。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意识形态挂帅”，更进一步撕裂了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的缺乏执政能力，又加剧了台湾社会的动荡。
第一，经济危机的产生，既有政治结构的问题，也有民进党当局施政过程中失误。具体而言，这一方面是由于李登辉过去以政治干预经济，为当前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又与民进党当局执政之后所采取“意识形态挂帅”，继续“李登辉路线”有很大关系。
其一，李登辉时期“政治干预经济”为2001年的台湾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首先，李登辉主政时期，出于政治需要，以行政手段插手市场运作，拉抬股市、操纵市场、干预信贷，“创造许多假性需求和假性繁荣”，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破坏了均衡利益规律，制造了高额银行呆账，打乱了各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给台湾经济泡沫化留下了结构性的隐患。其次，李登辉出于分裂为目的的“戒急用忍”政策限制了岛内的产业进一步发展。那些曾为台湾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制造业，在世纪之交已成为岛内的“夕阳产业”，当时，许多厂家基于盘活资本，降低成本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一度掀起了“西进大陆潮”。李登辉出于阻挠两岸经贸交流的考虑，抛出所谓“戒急用忍”政策。但是，这种机制并没有保住台湾暂时的资金优势，相反，那些传统产业经第三地辗转前进祖国大陆，却不敢资金回流，那些先进产业，特别是国际大公司因不能利用台湾生产基地抢占大陆市场而纷纷从台湾撤资。“戒急用忍”政策导致了岛内的“产业空洞化”。民进党上台后，又“宁可在政治泥潭里打滚，也不会致力改善投资环境，以求振兴产业之道”。这样，岛内产业当然出现急剧衰退，进而加剧了失业情况的恶化，影响了岛内民众的生活品质。
其二，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岛内的政治斗争延伸到经济领域，也加剧了岛内经济环境的恶化。民进党虽然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赢得了执政权，但在“立法院”掌握的席次不足1/3，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少数执政状态”，就连“内阁”的组成都不得不向国民党“借将”，这种“朝小野大”的状态，导致了岛内的“宪政危机”。民进党在推动施政的过程中，在民生问题上，坚持“反核神主牌”，强行停建第四核电厂，导致朝野大规模的对立。在处理其他民生问题时，又因施政经验不足，产生其他许多缺失。尽管陈水扁一再以“新手上路”为由进行辩护，但民进党的“执政危机”仍无法解决。与此同时，民进党坚持“台独神主牌”、坚持分裂路线，也加剧了朝野之间的对立，也加剧了岛内统独与族群矛盾。“宪政危机”、“执政危机”、统独矛盾等一系列矛盾的激化，影响到经济领域，恶化了岛内的投资环境，同时也加剧了岛内民众的信心危机。在此情况下，产业外移、股市下跌、融资环境恶化、失业增加形成恶性循环。可见，岛内经济环境恶化、失业问题增加，是岛内一系列因素相互影响的恶化循环的结果。
第二，族群问题与统独矛盾被李登辉及执政当局一再挑起，社会裂痕因而加剧。
尽管台湾民众不希望统独矛盾被一再挑起，不愿意看到岛内的族群被一再撕裂，岛内的政治人物也多次喊出族群融合、平息统独之争的政治口号，但现实情况却往往与此相反。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李登辉及民进党当局不顾岛内民意，一意孤行，推动分裂政策。
李登辉在其任期行将结束之际，为了给其继任者的大陆政策定调，以便延续其分裂路线，竟公然提出了要分裂国家的“两国论”，引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使台湾经济、社会受到了严重冲击。陈水扁上台后，虽不敢公开宣布“台湾独立”，但是却不遗余力地推行“只做不说的‘两国论’”，致使两岸关系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两岸正常的接触、协商、沟通至今无法恢复，两岸政治僵局无法突破。两岸潜藏着的严重危机，全方位地加剧了岛内矛盾。其上台后岛内政局迭宕起伏，政坛上各种斗争闹剧一再上演；族群与统独矛盾再次激化，所谓的“本土”与“非本土”之争再起成为岛内政争的焦点；股市跌跌不休、经济大幅滑坡，民众的生活品质急剧下降；台湾民众对当局严重缺乏信心，看不到台湾未来的前途与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岛内民众越来越清楚看到，“台独”是死路一条，只有两岸统一台湾才有前途。因此，尽管台当局一再扭曲丑化，但台湾同胞对“一国两制”的接受度反而日益高涨。
“一国两制”接受度的高涨，引起了李登辉及民进党当局的恐惧。李登辉在2001年之所以重新活跃在岛内政坛，一再攻击国民党等在野党是“外来政权”，并以不惜搅乱岛内政局为代价，拼揍“台联”党、“群策会”，除了岛内公认他不甘心权力旁落的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不甘心国民党的重新振作以及在野党的整合而使其分裂路线被放弃。李登辉自己也供认不讳，他之所以在支持“台联”党成立之后，又搞所谓的“群策会”，在岛内政坛重新呼风唤雨，就是因为在2001年初，他所鼓吹的“本土路线”、分裂路线有被终止的危险。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为了推动落实其“台独”幻想，当然也不愿看到“一国两制”认同度的高涨，因而不惜一再在岛内鼓吹分裂路线，将主张统一抹黑成“出卖台湾”，以“外省人欺负台湾人总统”搏取“本省人”的同情，并以之骗取“本土票”。
三、道德价值价的崩盘，是性丑闻频传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1年，岛内政商名流的性丑闻不断，这既与那些涉案者本身的腐败有关，也与新闻媒体及政治对手们进行“扒粪大战”不无关系，但最为关键的还是岛内道德价值观的崩溃。
“权力导致腐败”，是性丑闻频传的主要原因之一。纵观2001年一系列的性丑闻，涉事者多于民进党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他们或是“政坛新贵”，或是“社会名流”。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民进党上台后，并没有“代表进步力量”，带领台湾“向上提升”，相反，却在迅速腐化堕落。表现在经济领域，主要就是民进党的一些党务干部与长期支持民进党的金主，都被安插到公营企业、银行去任董事、监事会中，这也就是岛内所盛传的企业被“绿化”问题；在权力领域，则是一些民进党的金主、党务干部除了安排到有实权的职务外，还有大批人物被安排到“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等“荣誉职位”。他们有了经济与政治地位之后，仍然以其独特的方式“享受生活”，当然会引起外界的关注。而民进党高层却从“维护形象”考虑，对出事人员不进行认真处理，甚至只想临时应付舆论。这种处理方式，当然只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岛内传媒与政治对手的“扒粪大战”则为性丑闻事件起到了加温升级，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媒体角度而言，由于岛内经济不景气，市场竞争更显激烈，一些杂志或由于经营不善，或由于缺乏卖点而濒临倒闭。而那些尚存一息生气者，为了求生存、求卖点不得不想法寻求刺激性的话题。因此，“八卦新闻”、黄色新闻纷纷登堂入室，成为媒体的头版头条。同时，性丑闻也成为岛内各派政治势力打击对手重要手段之一。一些政治势力为了打击对手，不管是真是假，先向外界揭露某人的性丑闻了再说。这种政界的“扒粪大战”被媒体一披露，又成为令岛内震惊的新闻。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媒体与政治人物为了找到其锁定对象的“性丑闻”证据，甚至还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包括雇用“狗仔队”、使用窃听器、针孔器等。在媒体与政治的联合炒作之下，那些读者们更喜欢“猎艳猎奇”，越是“内幕”、越是刺激就越想去看去听。性丑闻“货源”不断，“市场销路”看好，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岛内甚至有人将此一不正常的现象形容为“台湾道德的土石流”，台湾的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已被媒体与政客彻底摧毁。
第四，“黑金”、“金权”现象并不是几句空洞的口号就能解决。
民进党之所以上台，与其向选民承诺“扫除黑金”，断绝“金权”有很大关系。民进党执政后，民众其所能寄托唯一期待也是“扫除黑金”。但是，为什么“扫黑”行动并没有赢得岛内民众的肯定，并有实质性的成果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原因。
一是，“黑金”、“金权”长期勾结，已成为台湾社会的“离离原上草”。岛内政治评论人员公认，李登辉主政时，为了巩固其推行分裂路线的权力基础，充分利用黑社会势力与“小金主”们，使一些“黑金”代言人或是典型的“黑金”代表依靠李登辉的庇护进行各级民意机构，或其他“公职”之位。这些人在选上之后，或出于回报支持者，或是为了收回竞选成本，加紧了黑社会势力及财团的勾结，长此以往，形成了“黑金”、“金权”勾结的怪圈。警方即使有人想当“扫黑英雄”，也因受制于“民代”或“公职”人员的牵制，也不得不瞻前顾后。同时，由于“黑金”、“金权”的勾结，岛内的公共工程因“黑箱发包”，或偷工减料，而多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因此，一旦遇到天灾，那些公共工程就难以发挥功能，台湾百姓也只能面对“逢水必灾，逢灾必乱”的现实。当然，民进党上台之后，这一局面并没有改变，因为，“黑金”、“金权”勾结不仅只存在过去的国民党中，现在的民进党的“民代”与“公职”人员“带黑带金”的情况也是为数不少。
二是，民进党在“扫黑”过程中选择性办案，无法革除台湾社会中的痼疾。例如，在2001年上半年民进党内初选时，党内的贿选问题非常严重，甚至人赃俱获，但“法务部长”陈定南却称“无法地可办”，民进党高层则称“查无此事”。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张灿洪虽然在河流整治工程中图利别人，并已法院被判罪，却也没有立即依法办理。但是，对于民进党的眼中钉、台中县议长颜清标的案件，却显得“雷厉风行”，并对其人以“有罪推定”的方式进行“诱捕”。在2001年底的选举中，民进党当局调动检调人员，对国民党籍候选人竞选总部大肆搜查，而对被民众检举的民进党籍候选人，却并没有此类动作。可见，民进党“扫黑”是假，打击对手是真。此种情况又如何能让社会大众心服，又如何能杜绝“黑金”、“金权”现象的继续蔓延呢。
总之，2001年的台湾社会，充满了动荡与不安，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既是旧有矛盾长期沉积恶化的必然反应，也是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持续推行分裂路线，导致岛内政局动荡，经济萧条的必然结果。如果民进党想要兑现其竞选宣言，将台湾社会“向上提升”，如果不从根本上放弃其“台独”主张，如果不斩断与“黑金”、“金权”的关系，肯定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本文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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