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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认识当前发展局势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头一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要论断是在充分认识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所处现实地位的基础上得出的，是实事求是的，是鼓舞人心的。只要在这一时期我们集中力量，抓好经济建设，推进社会发展，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在上个世纪后20年，在改革开放的巨大动力推动下，党和政府广泛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使国民经济保持了20多年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成功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这为我国在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比较健全的市场体制环境、比较开放的国际贸易氛围和更加旺盛的创新创业激情。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已经成长起来的大国地位为我们赢得了相对更长时间的、能够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和平外交环境，从而能够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中，有效发挥后发优势并同时抢占新兴产业的制高点，利用增长潜力和丰厚的利润空间吸纳更多的国内外资金，推动我国产业全谱系的跨越式提升。
从历史的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的规律来看，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时，正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起飞点；具有比较高的积累率、投资率、生产增长率，产生了一批新兴产业主导部门，具备良好的法制环境和财产保护制度，以及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内实施安定和平的政治环境，对外开拓海外事业等，便标志了经济进入了起飞阶段。相应的特征正表明我国目前已经处在这一阶段，而且从我国经济走势看，又恰恰处在经济周期回升的一个重要时间窗口。
二、紧紧抓住难得战略机遇
战略的问题是全局性、方向性和规划性的问题。正确战略的有效推动和实施必须把握住时机，选择好切入点，顺势而为，并能将规划与政策、阶段与目标、外因和内因有机结合起来。
分析中国近现代发展历史，丧失了几次跟上大的产业革命潮流和制度变迁的机遇的原因，不是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不具备，就是我们自身缺乏发展经济、推动科技进步的物质条件、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许多仁人志士即使有宏大的抱负也难以实现。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终于迎来了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经济体制开始转轨，封闭的国门已经打开。目前，我国的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已大大增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上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和政治环境支持。
也应明确地看到，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对我实现战略目标的时间机遇又是千载难逢的。首先，在新世纪初叶，我们的比较优势还相当明显：比如广大且迅速成长、急剧扩张的国内市场；较低成本、较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和大量的技术人才、相对低廉的土地价格和业已形成的民间丰厚的资本；比较齐全并有一定竞争能力和市场容量的产业谱系，特别是制造业体系在国际水平上已形成较强的竞争力。其次，我们的后发优势逐渐形成：我们不仅有80个重要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大大增强，我国在信息、生物、材料、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已据世界先进水平，科技创新和创业精神已深入人心。再次，只要政策和法律环境恰当，我们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产业差距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梯度发展势能，拓展出宽阔的市场吸纳容量，并在国有存量资本、外来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共同推动下，形成多层次的分工体系和区域性经济循环，发挥积聚效应和扩展效应。
充分把握这一战略机遇，审时度势，乘势而上，今后的一二十年仍保持我国经济的较快发展理应是大有可为的。
三、勇于突破几个战略难关
当然机遇一向和挑战并存，能够理性的看待挑战，看到矛盾，本身就是一个抓住机遇的过程。而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必须有新思路，改革必须有新突破，开放必须有新局面，各项工作必须有新举措”。
坚定不移地加快发展和结构调整，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高起点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合理布局区域经济结构，加大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城市化、工业化、再就业的有机结合；有效组织企业结构，加大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使用力度，提高企业经营者素质。
以体制创新带动制度创新，继续推进和完善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失时机地从根本上清除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当前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现代政府公共政策水平；加快金融体制和国有资产体制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有效性和稀缺资源使用效率；努力营造有法必依和讲究社会信用的两大社会环境。
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形势，进一步提高开放意识。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经济纳入了世界分工体系，遵守国际规范有利于从外部推动我们一些积淀多年的旧体制旧观念的改革，用国际视野看待国内问题，用未来眼光审视现实矛盾，就可以转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以开放促竞争，化挑战为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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