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华的“礼物”，是1993年以来，他家农业税费负担等凭证共100份，这些票据记录了监利农民负担的变化过程和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他希望湖北省委负责人能把这份特殊“礼物”带到首都，带到十七大，表达农民对党的“三农”政策的感激之情。

　　这份礼物很“轻”――只是区区100份一个农民家庭的税费原始凭证。这份礼物也很“重”――它见证着中央的惠农政策，负载着农民的深厚期待。

　　如果说中国革命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奇迹，那么中国的建设在相当时期内则延续着农村支持城市的格局。回顾历史，中国农民真正在政治上有地位，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农民真正在经济上享受到反哺，主要是在2000年中央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后。

　　在这份“礼物”的背后，鲜明刻写着这一转变印迹。在“少取”上，2000年起，中央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据统计，取消农业税的2006年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200亿元。在“多予”上，近年来，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逐年增加。2003年至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达15060亿元，相当于1993年至2002年的总和。就在今秋，我所在地的农民，每亩水稻享受直补20元，农资综合补贴30元。在“放活”上，连续几年中央一号文件讲的都是“三农”，农村多种经营体制、机制受到了保护，农民积蓄多年的农业发展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现在的农村，荒田少了、闲人少了。

　　“多予少取放活”的农业发展方针，带来了中国农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中国农民的富裕。据统计，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587元，比2002年增加1111元；2004年至2006年农民增收连续三年超过300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可以说，今天，中国农村进入了历史上少有的发展时期，也进入了历史上最和谐时期，中国农业进入了历史上最发达阶段，中国农民进入了历史上最富裕时代。

　　这份“礼物”证明，中央惠农政策是正确的。农民送出这份礼物，表达了自己感激的心声，同时，又表现出自己的一份希望――惠农政策能长期保持不变，惠农政策能得到各级政府的坚决执行。

　　应该看到，今天农村呈现出了巨大变化；也应看到，今天的变化距离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还有距离。如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如何实现农民的富裕，在“少取”的同时，我们需要工业更多地反哺农业，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农民，同时还要在“放活”上做足文章，探索农村改革发展的新体制，激发农村发展的新激情。可以说，中国“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就取决于“放活”的进度和力度。若能在“多予少取放活”上更进一步，相信中国农民将有更大的收获，农村将有更了不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