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在日本成立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七十年间，世界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战争的结果。均以帝国主义列强的胜利和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帝国主义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除割地赔款以外，还在中国掠取了许多特权，如通商、传教、驻兵、开矿、设厂、筑路以及划分势力范围等等。这样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就直接伸进了中国的内部，干涉中国的内政，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所签订的辛丑条约，更使中国完全置于帝国主义的宰割之下，清政府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从此，中国社会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这就使得中国人民更加仇恨帝国主义，更加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不相信它会自动起来改革中国的政治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而只有起来斗争，才能拯救中国于危难之中。
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迫使当时中国一批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奋发图强，学习西方来改革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并走上革命的道路。如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留学外国、1898年的戊戍维新运动和1894年以后的许多革命团体的不断出现，就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爱国的有力证明。孙中山在回忆当时中国人民的觉悟过程时说：“当初次之失败也（指1895年他领导的广州起义），举国舆论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指1900年惠州起义），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自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9页）当时在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抗捐”“抗税”和“闹粮”斗争，在城市出现了“抢米”风潮和罢工斗争，1907年至1910年，仅长江中下游各省就发生了“抗捐”“抢米”事件80多起。大中城市1903年出现了抗俄拒法运动，1905年出现了抵制美货运动。农村农到52起。这种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出现，在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活动的兴起。
同时，一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期。这时投资兴办和经营新式企业的地主、官僚、买办，己把从事雇佣剥削以谋取利润作为增殖财富的一种主要手段。往往一个资本家同时兴办几个企业，雇佣大批工人从事劳动，拥有数百万元的资本。据已查到的资料，如当时的祝大椿等13人投资兴办的新式企业达109家，其中1895年至1900年间兴办的有22家，1910年以后兴办的有83家。据另一资料统计，从1895年到1904年的十年间，全国兴办厂矿企业为168家，资本为3397万余元；而1905年至1908年的四年间，全国增加的厂矿企业达238家，资本增加到6121万余元（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这充分说明，这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很快的。在民族资产阶级中，还有人数较多的中下层。这部分人一般资金不雄厚，在经济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制，因而他们比上层资产阶级有较强的革命性。
另外，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有一部分人在国外，即华侨中的资产阶级。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南洋和美洲一带。他们中有不少人的资本也是相当雄厚的，如张振勋、胡国廉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华侨巨商。他们中不少人回国在山东、福建、广东沿海一带投资兴办企业和学校。华侨资产阶级在国外直接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和国内封建势力联系较少，所以也有较强的革命性。孙中山早朝的革命活动就是从华侨中开始的。
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有较大的发展，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和力量。它已培养了一批为自己服务的政治家、思想家、作家和宣传活动家，除孙中山以外，如陆皓东、史坚如、黄兴、章炳麟、徐锡麟、秋瑾、陈天华、黄复生等，都是辛亥革命运动中英勇战斗的英雄、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和骨干分子。
孙中山手书的同盟会纲领
资产阶级既然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而成长起来，它就要求扫除自己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而登上政治舞台，建立起能够保护本阶级利益的政权。但是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却拒绝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因而严重地阻碍了它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只有起来斗争才能为自己打开前进的道路。
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不断出现，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求独立，经济上要求发展，思想上要求解放的表现。当时，在我国各地先后出现了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地主阶级中分裂出来的反满分子所组成的革命团体。最早出现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继后有黄兴、陈天华、宋毅仁领导的华兴会，蔡元培、陶承章、龚宝铨等领导的光复会等等。这些革命团体分别在国内外发展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反满思想，介绍西方民主，揭露清政府的腐败。但他们都带有很大的地方局限性。作为当时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孙中山要比一般人高明些，他认识到只有把这些分散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斗争才有力量。1905年7月，他从欧美重返日本后，就提出联合的主张。在孙中山的倡议和领导下，中国革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正式组成，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从此全国的革命运动就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的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各地建立支部，在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舆论工作，使革命思想不断深入人心，因而它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孙中山在回忆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发展的情况时兴奋地说：“及乙己之秋集合全国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革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矣。”（《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使反动派为之惊恐：“这贼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入会之人，日以百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41页），“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中国，……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新民丛报》第92期） （王本敏《评同盟会》，《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来源：河北远程教育网）
编辑：齐晓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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