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民主体性的统一论

自1949年来，两岸“一个中国”原则的维持实基于各自的国家统一理论，而建构各自的法制系统。台湾方面是从“剿匪戡乱”的反攻大陆，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陆方面则是从社会主义的“解放台湾”到“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

一、“一中法制”岌岌可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问题不大，或有问题也在中共内部解决了。但台湾方面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早在李登辉时代已经摇摇欲坠，到陈水扁执政已经不再提及，连政府机关的门号标语都被取消了。剩下只有“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的领土条款在维持着两岸的“一中法制”，但在“制宪”、“公投”的冲突下，也岌岌可危了。没有理论支持的法制，除徒具形式外，也会终于维持不住的。

台湾的“一中法制”是否政党替“台独”执政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功能，我们可以从二个层次来评估：一是国际政治，主要是中美关系，中美外交是建立在“三个公报”的基础上，“三个公报”的核心是“一个中国”原则，是“一中原则”的构造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旦台湾“一中法制”也遭取消，《上海公报》的“一中原则”即遭解构，中美“三个公报”基础不复存在，现有中美邦交的基础断绝，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瓦解，这是全球性的政治大地震，有谁承担得了？

为了维护国际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台海和平，美国学者会曾有人提出过“防爆桶理论”一即不让“台独”的爆炸力超出防爆桶外，由美国、日本、欧洲率先宣布不承认“台独”而坚持“一中政策”，“台独”只能在岛内自己承认自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美国的“一中政策”就不再基础于“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只能基础于海峡西边岸的中国人的认定了。美国的对华立场就只能倾向大陆，台湾更加边缘化。

二是岛内政治。今年“三二○”的选举和“公投”，“台独”政府初试啼声的“公投”，领票人数不及五○％而作废，“总统”选举，虽仍在争论中，但反对阿扁“台独者”至少也有五○％，远不及“修宪”所需七五％以上之民意。连李登辉都说，台湾要有七五％以上认同“台湾(独)意识”，才能“制宪正名”。所以，取消“一中法制”，台湾根本没有充分足够的民意基础。

为了稳定国际政治秩序和台海和平及岛内政治的稳定，“一中法制”的维持，是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和必要性的。但是“一中法制”的维持不能依靠“美国压力”，“美国压力”的操作不但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主权独立，也严重的践踏了台湾人民的主体性。所以，台湾“一中法制”的维持必须依赖台湾主体性的统一理论说明。尤其是非“台独”的在野党必须要有台湾体性的统一理论与执政党抗议以争取选民的支持，否则只能论为执政党的尾巴政党而终于消减。台湾主体统一理论的提出，也提供了台湾人民一个非“台独”的政治选项，否则台湾人民只能必然的被推向“台独”，被推向新的两岸“统独内战”。

因此，建立台湾主体性的统一理论，以阻挡“台独”在岛内的泛蓝和维持“一中法制”，不但是未来中国和平统一之必要条件，也是维护台海和平之所必要。

二、战后“台独”运动的检讨

要建立台湾主体性的统一论，必先检讨战后“台独”运动的起源与发展。战后“台独”运动的起源有两条线索，一是美国霸权主义，一是日本殖民主义。

太平洋战爆发后，一九四二年二月，美国成立远东战略小组，就开始研究战后台湾地位处理的问题，当时远东战略小组就有备忘录主张，战后美国托管台湾，并寻求台湾人政治领袖，实行居民自决，伺机成立“台湾独立国”。其战略思想则来自十九世纪，美国远东舰队司令培里，培里主张美军占领台湾的战略理由有二个：一、能占领台湾即能控制东南亚海军的枢纽；二、能占领台湾即能控制中国沿海的港口，而控制中国。后美国转变为“以台制华”的战略而支持日本占领台湾。

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但战后，冷战体制形成，美国遂利用国共内战。形成“以独制蒋，以蒋制共，以共制苏”的远东战略，而有《旧金山和约》之“台湾地位未定论”。一九七二年，为“以共制苏”，而有《上海公报》后和“一个中国，但非现在”。蒋氏政权结束和苏联瓦解后，遂形成“以独制共”之对华政策。

战后“台独”的另一起源则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日本少壮军人宫中牾郎、牧义夫集结台湾御用绅士，阴谋背叛天皇投降诏，实行“台湾独立”，抗拒台湾光复。后有辜显荣之子辜宽敏在东京成立“台湾青年独立联盟”自任委员长。另有美国支持的廖文毅，“二二八”之后，在东京自命台湾大统领，后廖文毅投降国民党返台，辜宽敏则与日本军国主义余孽勾结。

所以，除了李登辉以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为“台湾精神”外，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台湾教授协会”发表《两国两制，和平共存》，其中所提出之“台独理由”为：

“日本政府有效统治台湾达半个世纪之久，对台湾的影响至为深远，它提供了台湾历史上的第一个全岛性的、有效率的行政系统，对古老的迷信代之以比较现代的教育，切断与中国大部分的纽带，生活水准达高于扰乱的中国，这些因素皆有助于形成台湾人的‘国家单位真实感’。此外，举凡鼓吹国家神道、推行国语运动、更改姓氏运动、志愿从军运动，莫不影响了台湾文化。”总之，日本政府企图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成功地使台湾人变得“不像中国人”。

可见，战后“台独”运动是不具有台湾人民主体性的，而其本质只是美国霸权主义战略的工具和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殖民地伤痕”。

台湾主体性的统一理论，当有三个组成的部分。

一是台湾主体的国际观。

台湾位处中国海疆，自世界航海时代来临之后，必然的成为中国面对外来势力的角逐之地。首先，台湾是中国海盗的盘踞之地，一六二一年，颜思齐，郑芝龙占台，一六二四年荷兰人出澎湖到台湾，西班牙人占据台湾北部(一六二六年—一六四二年)各方势力时战时和；一六四六年，郑芝龙降清北上，台湾遂全部落入荷兰人之手，共十六年至一六六二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是为第一次中国势力驱逐外国势力。甲午战争，一八九五年，马关割台，是为外国势力驱逐中国势力。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是为中国势力驱逐外国势力；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两岸分裂至今。

两岸的分合其实是决定于中外势力的消长，五○年代，美国未能实现“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至一九七一年六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会有一个“台湾政权台湾化”的秘密报告，据后来《明报月刊》透露为：

“该份报告提出的基本政策是：首先推出一个“得到美国充分支持的、逐渐、循序渐进的台湾化计划”，通过‘台湾政权台湾化’的途径，建立一个‘由台湾人控制的代议制’政府，而台湾政权‘一旦掌握在台湾人的手里’，美国就可以运用它‘设法就台湾的最终法律地位问题与中国对话’，或者是‘台湾人接受在中国范围内某种形式的自治地位’，或者是“造成一种政治局势，使中国人同意一个友好的台湾独立”。

这也就是说，关于台湾前途问题，美国不到绝望的关头绝不放弃“台独”，一旦“台独”也必是“使中国人同意一个友好的台湾独立”那就是“和平台独”。美国也知道“和平台独”并非中国人的自愿，故言“造成一种政治局势，使中国人……就也是考验中国人对统一台湾的决心和意志力了。但美国也不会为“台独”而战，实在不能屈服中国人的决心和意志力，也可以“台湾人接受在中国范围内某种形式的自治地位”。“一国两制”不正是“在中国范围内某种形式的自治地位”吗？

五○年代，中共建国开始，百废待举，没有接受“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七○年代，大陆“文革”浩劫，不但没有接受“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反而迫使美国接受“一中原则”；今天，经过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的提升已今非昔比，甚至美国中央情报局会有估计，至二○二○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五○年代、七○年代，不能被美国屈服的中共，曾在二十一世纪，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之际，而屈服于美国吗？这种可能性已超出了我们理性的判断范围。

对未来，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想象空间，章家敦有“中国崩溃论”，李登辉有“八块论”。八○年代，美国历史学家保证，甘迪出版巨著《强权的兴衰》，预言苏联和美国由于全球扩张主义，国力承受不了军费，将相继衰亡，中国不搞扩张主义，而没有衰亡的问题。苏联己经衰亡，下一个会不会是美国呢，我们还不得而知，我们所知者，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都焦头烂额，朝核问题还得靠中国斡旋。

美国都需要一个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台湾能不要吗？至少，台湾应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保持等距离的平衡，尤其是在中共宣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之后，竟还去充当美国远东战略的马前卒一走的是前头，挨的是拳头，吃的是苦头。还要不断地接受美国军售的勒索、敲砸。

“和平台独”，北京不可能接受；为“台独”而战，美国又不愿意；剩下只有一途——“台湾人接受中国范围内某种形式的自治地位”。

等待美国衰亡固然不切实际，等待中国瓦解也不切实际；李登辉、辜宽敏等期待“皇民化殖民地主义复辟”不切实际；陈水扁、邱义仁抱美国人腿，其实也不切实际。“台独”已走投无路，但台湾不能再是亚细亚的孤儿了。

二是台湾主体的历史观。

除了还占台湾人口2％的原住民外，台湾人多来自闽、粤，或汉族，或中华民族，语言、宗教、文字、风俗，尤其是祖先崇拜，并未改变，此乃不争之事实。唯有“台湾教授协会”有异于事实的诠释与认识。

首先，“台教会”认为，日据下，经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人就“切断与中国大部分的纽带”。但是，“台教会”的说法，却被日据时代的殖民统治者所否定，《台湾警察沿革志》的《台湾社会运动史》总序中称：

“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关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本来汉民族经常都再夸耀他们有五千年传统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台湾人固然是属于这汉民族的系统，改隶虽然已经过了四十余年，但是现在还保持着以往的风俗、习惯、信仰。这种汉民族的意识似乎不易轻易摆脱，其故乡福建、广东两省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且交通往来也极频繁，这些华南地方，台湾人的观念，平素视之为父祖坟墓之地，思慕不已，因而中国为祖国的感情，不易摆脱，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领导台湾人民在日据下抗争的林献堂亦于一九四六年，率“台湾光复致敬团”，到南京见蒋委员长，及往西安谒黄陵发表讲话称：“应知台胞在过去五十年间，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牲，前仆后继，所为何来？简言之：为民族主义也。”

蔡培火曾把日据下的台湾人分为三类，一曰“祖国派”，认为台湾抗日运动之成功必须依赖祖国革命成功，而往祖革命。一曰“台湾派”，当时祖国并无能力帮助台湾的解放，台湾人为自求多福，只有不断向殖民当局抗争。一曰“御用派”，为依附日本殖民统治的汉奸，即皇民化阶级，台人或呼之为“三脚仔”。在“三脚仔”的世界里，或许是“切断与中国大部分纽带”，但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台湾人。

“台教会”提到“推行国语运动”、“更改姓氏运动”这是“皇民化运动”的项目。

日本据台，实行“民族差别待遇”并未把台湾人当作平等的日本国民，故在一九一五年，连“同化会”都被取缔。直到一九三六年，小林跻造就任“总督”才提出“工业化、基地化、皇民化”三大政策，可见日本已经准备全面侵华及进军南洋。但这段时期的“皇民化”也只能是“去中国化”，例如，取消公学校的汉语课程，取消各报纸的汉文版，及取缔汉文私塾。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台湾即进入战争体制。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皇民化”才是雷厉风行起来。

以“推行国语运动”而言，一九四二年，“国语家庭”人口仅占人口的三％，而一九四四年，“总督府”的统计竟然称日语普及率达七十一％。二年内，提升七十％，难道日语是那么容易学习的语文吗？然其中有假。

至于“更改姓氏运动”“总督府”会更改过几次办法，越来越宽松，但是申请者仍然寥寥无几，只有在“总督府”任职或日人公司任职的台人不得不“为民表率”外，一九四三年的统计，改姓氏者不过一、六％而矣。

“台教会”的“台独”论述，不但没有道德的正当性，也没有认知的正确性。

真正的台湾殖民地史，《警察沿革志》和林献堂的说法都指出了一点，台湾政治的主要矛盾是民族斗争，台湾人民的主体性也就是汉民族的主体性。因而，据五十年间，台湾人民有一部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牺牲了六十五万人，英雄的台湾人民抗日史，而构成了近代台湾人民爱国主义的传统，至今仍在台湾不绝如缕。

由于甲午战争败，马关割台和台胞抗日，而有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开始了近代中国的革命运运动；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公车上书”开始了近代中国宪政改革运动。正是台湾割让的历史促成了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台湾抗日史正是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原点”，又谁不宜？

此外，台湾人民在殖民统治下，深知“欲台湾革命成功，必先祖国革命成功”，故自与兴中会、同盟会、三二九之役、北伐、抗战，甚至中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台湾人无役不与，直至抗战胜利。

在岛内的台湾爱国主义传统，正是林献堂所言：“壮烈牺牲，前仆后继”。

台湾人民究竟要“不像中国人”的三脚仔历史，还是要坚持主体性的英雄的台湾人民历史？恢复台湾人民历史的记意，恢复台湾人民爱国主义传统，正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中国和平统一的必要条件。

三是台湾主体的价值观。

能建立台湾人民主体的历史观，才能建立台湾人民主体性的价值观，台湾人民的主体是汉民族或中华民族，除原住民外，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因此，台湾人民是与汉民或中华民族是共荣辱的。近代中国的衰落，而致使台湾割让，台湾人民忍受了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大陆本身也遭受了帝国主义百年的侵略和蹂躏，甚至一九四九年后国家分裂至今。

但是，自一九七二年后，国际冷战体制逐渐瓦解，一九七九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而有了和平崛起的机会，经济成长快速发展，也提供了两岸和平统一的条件。中国的统一当然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价值。

价值是具有主体性的，抗日先烈草芥英雄简大狮在厦门的供词即言：“故日人虽简目我为上匪，而清人则应目我为义民。”“土匪”和“义民”的价值判断是因“日人”和“清人”而不同的。

作为美国霸权主义远东战略的工具，不是没有价值，但价值的主体是美霸权主义，而不是中华民族，也不是台湾人民；同样地，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摇旗呐喊，其价值的主体是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台湾人民。

为了不做中国人，宁为美国霸权主义的远东战略的工具，我们台湾人民自己的价值观又在哪里?何况，作美国远东战略的工具，还要接受勒索，被迫向美国军购，为了不做中国人，还是歌颂那抽苔在台湾历史背上的殖民主义鞭子为“最有良心的统治”，这不是汉奸的价值观吗?

价值观不能失去主体性，也不能没有现实的基础，否则，即流为宗教的天国，台湾人民主体性价值的两岸观，当建立再台湾人民长远而根本的利益上。

(1)两岸和平是台湾人民安全最大的利益。两者对峙，同胞相残，除了是人间悲剧外，台湾是永远没有安全的。再多的美国武器，都不能保障美国本土安全，而受到“九一一”的攻击，美国的武器就能保障得了台湾的安全吗?台湾安全的保障只有基于两岸中国人的和平才能得以保障。

(2)两岸的贸易是台湾人民最大的经济利益。自大陆改革开放后，已形成一个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连李登辉都说过，台湾经济必须以大陆市场为腹地。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台湾对美国的输出已低于大陆，每年对大陆的贸易顺差已超过三百亿美金，否则，台湾的对外贸易老早就要出现逆差了。

(3)两岸的交流是台湾人民最大的文化利益。台湾的汉人文化都来自闽、粤、闽、粤又来自中原。失去了大陆的根源，台湾文化即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只能是外国文化的展览场，而无自己文化的展览场，而无自己文化的主体性。两岸交流才能让台湾文化接上中国文化的根本，而生长发展。日据下，台湾作家钟理和有言：“原乡人的血，必须流向原乡，才会停止沸腾。”这也是开放大陆探亲之后，李登辉和阿扁百般阻挠，但台湾的“大陆热”一直无法遏阻的原因。

(4)两岸的统一是台湾人民的最大的政治利益。自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后，两岸的中国领土主权即属于两岸中国人民全体所有。但由于国家分裂，固然大陆人民无法实现享有台湾的领土主权，同样地，台湾人也无法实现享有大陆领土主权。“台湾独立”不但是剥夺了大陆人民享有的“台湾主权”，同时也剥夺了台湾人享有的“大陆主权”。唯有两岸统一才是恢复台湾人民也享有的“大陆主权”，恢复台湾人民也是中国主人翁的政治地位。

作为中华民族的台湾人民，中国没有尊严，台湾人民就没有尊严，而被迫做了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清国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台湾人民才得以从殖民进“清国奴”的身份解放出来，中国才得以成为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由于国共内战，两岸分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尊荣维持到一九七一年又被大陆取代了。这是国共内战，两岸分裂剥夺了我们台湾人民也应有的联合国的尊荣，惟有中国统一，台湾人民才能恢复应享有的联合国的尊荣。

从民族文化和血缘来说，中国是我们台湾人民的血脉渊源！从近代两岸人民荣辱与共的命运来看，中国是我们台湾人民不可侮辱的尊严！从领土主权和国民权利而言，中国是我们台湾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台湾爱国主义的传统中，中国是我们台湾人民捍卫的祖国！

这才是台湾人民主体性的价值观。因此，没有任何台湾的政府和政治势力可以取消台湾的“一中法制”，可以来剥夺台湾人民及其子孙也拥有的中国的权利。

（王晓波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