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青

　　采访地点：北京，周青寓所

　　见证人：周青  男，1920年出生于台北市。1940年组织日本建筑大型铝厂时的罢工，使日本人的工程延期。1947年到上海。1982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父亲被打得变了形，却夸我“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我们家住在台北市日本大兵营的旁边，父母亲有七个孩子，四男三女，家里非常贫穷。

　　日本人在台北的官厅北边，设了个自由劳力市场。如果有人想卖苦力，就到墙边树下等。日本人如果需要一些粗重脏活的临时工，就到那个地方找，父亲就是在那里找活，赚一点钱回来维持生计。母亲会说几句日语，就到日本军官宿舍洗衣服，赚得微薄的钱补贴家用。

　　母亲有时把日本人吃剩下来的米饭或一些菜，收拾起来带回来。虽然是日本人吃剩的，在我们吃来非常香。因为，台湾种的好米全都被运去日本，台湾人根本吃不到好米。

　　我出生以后，台湾的武装抗日斗争已经陷入低潮。日本侵略者对平民采取了怀柔政策。他们的原则就是既不让我们富起来，也不让我们饿死，让我们有一定的文化，但又不让文化太高。

　　日本侵略者比较重视小学教育，这对他们的殖民统治有好处。小学校的教员百分百是日本人，公学校的老师有一半是日本人，一半是中国人。学校里面进行的教育，主要的内容是宣传日本的皇帝，叫神武天皇。

　　在公共场合，日本人和中国人一眼就可以区分出来。这是因为，台湾人有一种忍气吞声的表情，而日本人往往趾高气扬，所以一眼就可以分辨。我从小就感觉到生活处处都有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日本人经常叫我们“清国奴”，这是我们灵魂当中最痛苦的一句话，但这一句话恰恰反过来培养我们的民族意识。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的祖先祖辈在“唐山”，我们的祖国在那边。

　　我记得，那时候乘公共汽车时，上来一批日本学生，我们得赶快站在旁边，把位置让给他们，如果你稍晚一点，他就动手打你。我们想还手但不能在车上，我们把这几个人记住了，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爱到什么地方去玩，然后联络十个八个台湾孩子，突袭他们。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把一个日本孩子教训了一顿，一到学校就被日本教员揍了一顿，并被拖到日本天皇像前罚站到下午才被放回家。进了家门发现母亲红着眼睛坐在床边哭，几个邻居围坐在周围，父亲躺在木床上，脸变了形，左脸肿得比右脸大，左眼乌青、淤血，看不见东西，只眯着右眼看人。父亲痛苦地喘着气。母亲伸手在我背上打了一下，眼泪又夺眶而出。邻居们都劝着母亲，停了一会儿就各自回去了。

　　原来那个被我们修理的日本小鬼子的父亲是“台湾总督府”的官吏，他得知情况后把我的父亲抓起来毒打。父亲没有责骂反而安慰我说，“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我作了一首反战歌曲，配上词很快就在日本军队中唱开了。这样无声无息地让日本兵逃跑自杀的人数大增

　　我的父亲是很会讲故事的人，小时候听父亲讲故事，他什么故事都有，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我们祖国的旧书，日本统治者让卖。我父亲愿意买这些书，我有时候拿来看一下。我父亲讲故事给邻居听，邻居也愿意听。有人曾问我日本统治时代禁止中文，你的文章为什么写这么好，我是自学来的。热爱祖国是一种力量，祖国的好多故事，那么丰富的故事，我们知道得太少了。我一接触到祖国的这些小说作品就被迷住了。

　　我父亲讲故事当中有时候插进一些日本人所谓的土匪，就是起义者的故事，还有孙中山先生派来一个罗复兴到台湾领导起义的事情。我慢慢地知道，台湾被日本占领之后如何反抗。

　　1930年雾社起义，日本人出动了飞机，使用了毒气弹，出动了军队围剿。这个起义军的头本来是被日本看中培养到日本上大学后回到台湾来的大知识分子。当时我们听说，起义人员的眷属自发地串联，把最漂亮的衣服穿好，摘了不少鲜花插在头上，为了要让丈夫或者兄弟无后顾之忧，她们互相拥抱从悬崖跳下。

　　这些故事让百姓有一种希望，给了我们生存的力量，使我们相信祖国一定会来收复台湾。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要抓壮丁，充军当夫。为了不让日本人抓，我一直逃亡。在高雄认识一个搞木器行的朋友。我们利用日本的民谣加上很简单的调子，作了一首反战歌曲，配上词很快就在日本军队中唱开了。这样无声无息地让日本兵逃跑自杀的人数大增。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抗日斗争的。

　　我一生让我觉得最辉煌的是，领导反日罢工。公学校毕业后我在日华纺织工厂当保全工的时候，准备发动罢工。那时我非常天真，第一次发动罢工没有成功。为什么发动不起来？工人每个月大体上能赚十五块，可以养活自己，如果再苦一点，还可以再养活一两个人。最低生活水平有保证，生活比较稳定。

　　第二次，我有了经验，随着战事的扩大，日本人的制铝厂需要大规模招工，他们采取了欺骗手段，骗了两千多人。本来答应半个月发一次工资，却没有兑现，发动罢工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我们罢工坚持了两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