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号:
“汉学运动”和“新文化启蒙运动”

  时间:2005-08-18 16:29    来源:     
 
 


  日占时期,殖民者想方设法在台湾推行同化政策,扼制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但台湾人民采取多种方式抗拒文化上的同化,千方百计地固守和播扬民族的传统文化。

  最初,由于殖民者采取军事镇压和思想文化上的严密控制,台湾的文化人士采取比较隐蔽的斗争形式,在全岛掀起“汉学运动”。它以读汉书、写汉字、作汉诗来对抗殖民者在文化上的同化。上层文人通过结社写汉语诗开展活动,处在“无泪可挥惟说诗”的时代。最早的诗社是台中的栎社,接着台北创立咏霓诗社,台南创立浪吟诗社和南社。此后,诗社如雨后春笋,各个城市都有。他们写诗的目的是“既发内心之激情,又冀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于不坠”。那时著名的诗人有连横等。连横号雅堂,是位爱国诗人,又是位史学家,作品很多,如他的《谒义信国公祠》一诗里,就写出了对文天祥气节的崇敬,并决心效法。诗社主要写旧体诗,活动不够有力,后期还与新文化启蒙运动发生冲突,但在当时异族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形势下,还是显示了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力量。正如连横所说,汉学“使非各吟社之维持,则已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中下层文人在汉学运动中主要以兴办书房来传授汉学。殖民者为使台湾人成为他们的奴仆,首先要改变台湾人的语言,即由汉语改为日语。早在1895年7月,殖民者就在台湾开办日语讲习所和学校。为了抵制殖民者扼杀汉语教育,许多知识分子办起书房(私塾),甚至还办了不收学费的义塾。书房、义塾办起来很简便,有一两间民房或祠堂就可以上课,无需正规的校舍和设备。许多家长 都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学习,因此书房、义塾发展很快。到1897年,台湾各地已有书房1,100多处,学生17,000多人。次年,书房更增至1,700多处,学生近3万人。见此状况,殖民者忙发布《书房义塾规则》,限定其教学内容要设日语课,要受地方官监督。不过,对遍布乡间的书房、私熟,他们难以控制,汉语、汉学教育仍然在进行。

  1919年,祖国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鼓舞了日本奴役下的台湾青年和知识分子。1920年,以留日的台湾学生为主,成立了“新民会”。他们仿照《新青年》,创办了《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新文化的启蒙宣传。次年,他们和台湾岛内的进步力量联合,在台北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目的在于“唤起汉民族的自觉,反对日本的民族压迫”,还提出了“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文化协会兴办各种文化讲习会,宣扬中华新文化。如台北支部就在每星期六晚上举行讲演会,演讲的题目有:连横的《台湾通史》、《孔子大同学说》,王敏川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林幼春的《中国古代文明史》等等。在演讲时,他们尽力阐述“五四”以来的新观点、新思想。演讲的人有的抛弃和服,穿着上海服装,以至上海服装一时成为台湾的流行服装。文化协会举办的讲演会很多,仅1925年一年,就有315次,演讲人有1165人,听众高达117880人。加上学校在夏季举办的文化讲习会、文明剧演出、电影放映等活动、中华新文化的宣传深入到台湾各地。台湾总督府为此忧心忡忡,他们不得不承认“今日台湾人,除特权阶级外,大部分醉心于中国,乃是不争的事实”。

  台湾留日学生于1923年4月创办了《台湾民报》,坚持用汉文,还响应祖国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文,报纸全部采用白话文。民报又倡设“白话文研究会”。台湾学者认为倡导白话文是民报“最大的功绩之一”。民报上转载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帮助台湾青年和知识分子了解“五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民族精神的发展。民报在两岸人民之间架起一座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桥梁、在台湾成为推动新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台湾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具有台湾的特色,那就是从头至尾“与民族解放的政治运动并存”。

 

 
(责任编辑:齐晓靖)

 
编辑:system    

中国台湾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