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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光复者说台湾光复

  时间:2005-10-25 11:20    来源:     
 
 
  “救台湾 先救祖国”

  口述者  郑坚

  我1927年生于台湾彰化,那一年我父亲因为参加“台湾文化协会”,受到日本人通缉,从台湾逃到福建。1937年,他把全家人接到了福建。1945年春,我高中尚未毕业,便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台湾义勇队。我们的部队也叫“复疆部队”。总队长李友邦将军当时的说法是“救台湾,先救祖国”。因为只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才不再是亡国奴。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台湾人发动了一次次的反日斗争,都失败了。李友邦把在福建的台湾人组织起来成立义勇队,希望打败日本,收复台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福建的台湾乡亲急着要回台湾。10月初我从厦门回到台北,找到刚刚返台的义勇队总副队长张士德。当时,祖国政府尚未正式接管,台湾处于政治真空。许多爱国乡亲自动成立社会服务队,维护社会治安。早年由于参加抗日活动逃出台湾的张士德很受这些乡亲的拥戴。在台北新店社会服务处成立的时候,我代表张士德应邀参加,一下车,便受到乡亲们敲锣打鼓、鞭炮轰鸣的夹道欢迎,热闹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些团体还邀请张士德去做报告,我就代表他到台湾妇女总会、台北建国中学等做过报告,向岛内乡亲介绍祖国人民,如何与台湾乡亲共命运,为抗日救国和台湾光复而战斗的亲身感受。

  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式,台湾正式回归祖国。回首往事,我们最值得记取的经验是:台湾儿女永远离不开祖国母亲。祖国母亲衰败,台湾儿女遭殃。

  那段“清国奴”的日子

  口述者  纪朝钦

  我1929年生于台中,6岁开始上私塾,学过《三字经》、《千字文》等,上小学后就不再学中文,只能学日语。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亡国奴,是在小学三年级,日本老师骂我们是“清国奴”,一副从心眼里看不起我们的表情。当时,台湾人在政治上没有自由。上小学,台湾人上公学校,日本人上另外的学校,能上中学的台湾学生极其有限,能上大学的就更是寥寥无几。而最笨的日本学生都可以读大学。台湾人就业更是艰难,除了做医生还比较自由外,其余行业都受到极大限制,台湾人只能务农、当劳工。

  那时中文报刊不能发行;公共场合也不能讲汉语,只能讲日语。日本人还发布告不准过中国传统的春节。逢阴历年时,日本人会突袭检查,违者会被掀灶。传统的歌仔戏,也不能想唱就唱,要先申请,现场会有警察监督,防止利用戏曲反对日本。抗战爆发后,日本人还四处拉夫征丁,摊派军妓,如果不从,就停止配发米面,全家人都可能被饿死,很多人不得不去,而这一去,就基本不会回来了。

  《开罗宣言》发表后,1944年中国空军向台湾散发传单,当时邻居、同学都有捡到的,大家私下里传,台湾要回归祖国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大家都十分兴奋,自发到码头欢迎前来接收的军队,女生拿着花,男生拿着旗子,那几天,做旗的商店生意都兴隆得很。

  “终于活下来了!”

  口述者  黄幸

  1945年3月,我在台北帝国大学(现台湾大学)读一年级,还没有上课,就被带到淡水附近的观音山挖防空洞。条件极为艰苦,吃的是每桶只有几个叶子的菠菜汤,大家都饿得走不动路,更别说干活了。8月的一天,突然听外电说日本投降了,当时我正在站岗,高兴得没办法,却也不敢大笑大叫,那种被解放的感觉就是:终于活下来了!

  9月初,大家解散回到台北的学校,还没马上复校。虽然中国政府还没有正式接收台湾,但大家都行动起来。当时我们有一个叫“协志会”的学生组织,之前就经常偷偷组织学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回到台北后,因为我唱歌不错,就主动到中小学校,教他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很受欢迎。“协志会”还办起了国语训练班,请会国语的老人教大家说国语,从注音字母教起,很多人自发赶来学习。闽南话讲得好的同学,则跑到寺庙里,向那些老先生老太太讲“台湾回归祖国了,我们要如何欢迎他们”等等。总之,大家非常积极,都希望能为光复做点什么。东盼西盼,10月17日,国民党军队到车站,我们都跑去欢迎。看到当时的士兵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有一点失望,但想到连年战火,也是可以理解。10月25日,接收的法律手续终于完成,台湾整个热闹了起来,街头有狮子舞、龙舞,家家户户祭拜祖先。我最初是学医的,光复后,想到要为祖国效劳,便改学机械系,因为当时台湾学工科的人太少了,改系后,台湾大学几个工科系加在一起也只有10个人。

  回顾60年前的台湾光复,我想说,什么“台湾地位未定论”、“一边一国”都是胡说八道。讨论两岸问题,要从台湾正式光复这个原点出发,不管当时国民党表现怎么样,光复这一天不能否定。没有抗战胜利,没有中国人民的牺牲,台湾不可能光复。

  (本栏文章由本报记者孙立极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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