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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少智
我不是台胞，也不是台属，在未从事对台工作之前，对海峡两岸曾经的“咫尺天涯”所带来的人间悲欢离合，缺乏深切的感受；我的近距离的、真实的感受，是到台办工作后知道一个人的故事并且见到这个人时产生的。
故事是凄婉的。台湾为数不多的甘肃省籍上层人士中，汪锟先生最具代表性，他曾在台“行政院”主计处长期服务，从一般科员一直干到“主计长”。汪老先生是甘肃省陇西县人，1948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当时的国民政府工作，1949年底去了台湾，此后就音信全无。而他的妻子——一位叫伍桂芳的年轻女子，独自带着年幼的儿女，侍奉着公婆，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新中国成立后，丈夫一直杳无踪影，家中生活又十分困难，一些亲戚朋友纷纷劝伍桂芳改嫁，她听了后只是掩面哭泣。家中有二老，子女尚年幼，她怎能抛下不管呢？她选择了把家庭生活重担和苦难独自担当起来，等待丈夫的归来。然而谁能体会等待的凄苦呢？她儿子汪际柱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这样描写：
“记得我小时候，每到晚上，母亲常常在煤油灯下摆弄着筷子，计算着父亲何时才能回来，其实她连父亲的一点音讯踪迹都茫然不知，她只是用这种方式寄托着对父亲的思念和期盼，愿苍天保佑有朝一日全家团圆，诉说她内心的离别之苦。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寒往暑来，过了一年又一年，她盼啊盼，等啊等，但盼来的总是失望，她美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在期盼和等待中度过。生活艰难，粗茶淡饭，她并不在乎，可精神上的空虚和心灵上的折磨是多么的残酷！母亲把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一天天消耗在这漫漫长夜的孤寂和等待之中……”
终于，“文革”结束了，大陆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两岸关系也出现了新的曙光。1980年，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罗锦堂先生回乡探亲，与伍桂芳见了面，带来了她的丈夫在台湾的消息，让她惊喜若狂。谈话中罗教授给她录了音，然后带回台湾，转交给她的丈夫。从此两岸亲人取得了联系，彼此了解到对方的情况，盼望着夫妇相见的日子。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她这样一个昔日的“黑五类”，还当上了县政协委员，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照。
1998年，汪老先生回乡探亲，伍桂芳和丈夫终于见面了！然而那又是怎样的一种见面呀！汪老先生去台湾后，重新成了家，如今也是儿孙满堂。他这次回家就是带着台湾的太太和子女一起来的。为了怕伍桂芳乍一见面难以接受这个现实，在兰州工作的小叔子事先回家，给嫂子做工作。小叔子半开玩笑地说：“我大哥回来，再领上一个怎么办？”她爽朗地回答：“领一个好啊！都是汪家的人。一个男人这么些年，在外边做事，没有一个女人照顾他，怎么行呢？社会造成的，不怪他呀!”一句话感动得小叔子热泪盈眶：一个没有文化的妇女，苦苦等了几十年，没有任何怨言，还如此大度，如此坦然，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啊！
汪老先生回家只待了五天。五天中属于她和丈夫单独在一起的时间是有限的，要说的很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的一切都已变得模糊了，而且她的丈夫也已听不清楚她那地道的家乡话了。伍桂芳和丈夫分离得太久了，这次丈夫回来，她希望他永远留下来不走，与她相依相伴度过人生的剩余时光。所以她一遍一遍地对丈夫说：院子这么大，房子这么多，我们都老了，大家住在一起养老吧。然而，这又怎么可能呢？当汪老先生离开陇西要回台湾时，一直保持平静的她，终于压抑不住心中的悲苦、委屈和绝望，号啕大哭，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
2005年5月的一天，我专程去陇西看望伍老太太。当时已八十三岁高龄的她早早在胡同口迎候，离开时又执意把我送到马路边，让我感动不已。我看到院子里至今保留的她与丈夫新婚时的小屋，看着她颤微微捧出汪老先生回家时的照片，听着她絮絮叨叨与我拉家常，心中真是五味杂陈。2007年2月8日，伍老太太走完了她凄苦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年底，她的儿子汪际柱先生编辑一个纪念母亲的集子，要我题词，我颇费踌躇。我当时想了很多。从他母亲的一生坎坷中，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所幸这个民族已经意识到这个悲剧，并且开始为彻底结束这个悲剧进行不懈的努力。所以，还是让我们记住在民族悲剧中一种坚强坚定、大爱宽怀的品格吧！于是，我写了很平常的两句话：“含辛茹苦，母仪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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