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在上海解放前夕随公司撤去了台湾，我当时太小留在了上海，从此相隔两地。外婆含辛茹苦抚养我，我是看着外婆流着相思泪长大的，直到四十多岁从没体味过父爱母爱的滋味。

　　一九八七年大陆对台湾开放，台湾同胞可以回大陆探亲，可父亲觉得当时随公司撤去台湾是逃跑行为，尽管四十多年日夜思念大陆亲人，但却不敢回大陆。后又实在思亲心切，特别思念我这个女儿，在一九八八年让我申请去香港，父母从台湾飞到香港与我团聚，在香港启德机场，我们凭着相片相互相认，禁不住相拥而泣……

　　在香港团聚的三个月里，我们几乎日夜在叙述各自的思念之情，父亲说特别是我母亲这四十年是每天以泪洗面。我向父母叙述了外婆抚养我的艰辛，还讲到了我从进学校的第一年起，就一直享受减免学费的优惠照顾，中学时期每月还拿奖学金。我虽然不在父母怀里长大，但我在红旗下长大，深感共产党的关怀和温暖，当时父母只是静静地听，其实我们彼此的叙述只能在各自的心里一个肤浅的概念，由于各自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对各自的生活感受也不同，甚至有时会有“话不投机”的僵局。

　　香港一别后，我们经常通过电话互诉衷肠了，我多次劝父母回来看看故乡的变化，虽然我祖父母，外公外婆都去世了，但父母的老家仍有好多亲人在。终于在一九九零年四月，父母决定由我弟弟陪护来上海了，我们全家四口人高兴得忙了几个星期，想象着接待外宾的模式，为了大家能尽多的团聚，父母和弟弟没有住宾馆，都蜗居在十几个平方米简陋的矮平房里，却充满了欢乐温馨，其乐融融。

　　我的工作单位的领导们知道了这个消息，特准放我假，让我有更多时间陪父母，我陪着父母去了他们的老家，大家都喜出望外，我父母离开大陆四十多年回来就升到祖辈了，他们高兴得连台湾带来的礼物都不够分。可能是连续的路途劳累，也可能在众多小辈家的畅饮，父亲突然病倒了，胃痛加剧，我连夜陪父亲回上海，到上海后父亲呕吐出咖啡色的液体，我急得直掉泪。这时我第一想到先给厂里打电话，我们厂的党委淡书记知道了，立刻跟第一纺织医院联系，让他们准备接受一位台湾来的病人，淡书记还关照我们厂医务科钱科长赶紧去医院等我们，我工作的部门也来了两位同事，帮我把父亲送到医院。一到医院立刻进行拍片化验等一系列检查，结论是胃穿孔，需要立即手术！医院院长亲自安排主刀医生，一路“绿灯”父亲进了手术室。父亲在三十多岁时就患上糖尿病，在父亲被推进手术室的一刻，我从化验室取到了父亲的验血报告单，血糖指数显示高出正常值一倍，我楞住了，只听到医护人员边奔边说：“救人要紧！”直奔手术室。经过一番紧张忙碌，已是正午时分，我们陪着的人都不觉得饿，母亲更是瘫坐在一旁，我们在手术室外煎熬地等到下午五点钟，父亲被推出手术室，当时父亲麻醉还未醒。傍晚时分，忙碌了一天的主刀医师亲自到父亲病床前告诉他手术的情况：抽掉了腹腔内的污水，清洗了腹腔，切除了三分之一胃。并安慰父亲不用担心，慢慢养会好的。父亲的手术非常成功，刀疤缝合得非常平整，也不觉得痛，特别是手术后，医院上下对父亲的细心观察治疗，在这么高的血糖指数下，刀口愈合得很快，很好，真是奇迹！父亲的住院惊动了厂里的领导和同事们，他们陆续不断的到父亲的病床前看望，慰问品堆满了床头柜。有一次，我们的厂医也来看望，厂医原是军医，他常年戴着军帽，他去医院看望父亲时我正好不在，事后父亲告诉我：“今天你们厂有位医生来看我，他戴了一顶共产党的帽子……”原来父亲把军帽说成是共产党的帽子，真好笑，但我笑不出来，反而想掉泪。七十多岁的父亲一生不问政治，对“共产党”的概念是零，在台湾四十多年的禁锢，对共产党甚至有些畏惧，这次“戴共产党帽的医生”走到他床前看望他，父亲第一次零距离的接触到共产党，觉得共产党是那么亲切。

　　经过医院手术后二十多天的细心观察治疗，父亲痊愈出院了，我们厂的领导沈经理特意安排了一辆面包车接我父母和我们全家在上海观光一天，我们穿过打浦桥隧道，参观了宝钢，再从南浦大桥回浦西，游览了城隍庙、外滩、南京路，还专程去了复兴中路父母四十多年前的住地，这些景象都跟我父母记忆中的影象大相径庭，父亲开始感慨：他觉得在台湾四十多年恍如一场梦，回到大陆才如梦初醒，他说：“第一次回大陆就遭不幸，但却得以起死回生，这是共产党救了我，是共产党让我在故乡重生。”第二年开始，父亲每年回大陆，精神十足兜了大半个中国。在父亲九十寿辰的前两天，因病去世，墓地虽然在台湾，但我知道父亲的心是向着大陆，向着故乡的。他是没有遗憾的，他是大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