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四届人代会三次会议3月21日开幕，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在《计划报告》中着重指出，要全面推进《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的实施工作，完善《指标体系》实施方案，建立监督保障和与市民的沟通机制。
深圳推出“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并决定使之与“效益深圳”指标体系一起，成为指导政府工作的“指挥棒”，是很有意义的。从大的方面说，这意味着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召，在深圳已经开始“落地”；从小的方面说，这说明政府已经开始从对GDP的非理性追逐中醒悟过来，已经开始从一味地强调“做大蛋糕”，转向用同样的精力来“分蛋糕”了。这个转变与其说是一个新变化，不如说是一种复归，因为政府本来就不应该长期把目标锁定在追求经济数字的增长上，而应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上来，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这才是政府的根本职责。
然而深圳推出这样一套体系，是不是就意味着万事大吉了呢？显然不是。不折不扣地落实“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虽然在逻辑上是有利于民生的，但这套体系本身却并不就是民生。如果用对这套指标体系的追逐来代替对民生的切切实实的改善，就仍然有可能犯把手段异化为目的的错误，即指标数字看起来非常光鲜，但实际的民生状况却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在这方面，我们前些年用对GDP的追逐，来代替对经济发展本身的关切，是有很多教训可供汲取的。
经济发展的内涵本来应该是非常丰富的，GDP仅仅是其指标之一。衡量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其实不仅要看GDP的增长速度，还要看实际到手的利润有多少？环境有没有被污染？对资源的利用率究竟有多少？劳工的权益有没有得到保障？等等。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GDP却成了唯一的指标，经济发展的其他内涵统统被忽略，甚至为了GDP好看而被牺牲掉了。结果虽然GDP数字非常耀眼，但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却都没有得到多少实惠，留下的却是被污染的自然环境、衰迈和患有职业病的劳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被极大削弱。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上往往被称为“有增长，无发展”或陷入了“发展的陷阱”。
如果我们用“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来代替对民生本身的丰富内涵的关切，那么重蹈GDP的覆辙，并不是不可能的。比如在这套指标体系中，衡量公共服务水平，主要选取了财政性教科文卫体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财政性环保投资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等两个数字。表面上看，只要这两个比例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教科文卫体”和“环保”的问题就应该被解决，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这些钱是真的被用来改善教学、科研条件以及环境保护，还是被用来建面子工程甚至于被挥霍掉或是落入官员的私囊，就是一个需要被持续追问和严格监督的问题。
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工作中，如此容易出现手段和目的的相互异化？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看，降低自己的管理成本，同时彰显自己的政绩，是官员的一个本能冲动，很少例外。一项工作，即便做得很出色，但如果不能转化为能够让上级一目了然的数字，那将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无法被用来向上级展示自己的政绩。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对数字的追逐，往往会代替对工作本身的推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深圳要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避免出现这样的“异化”，首先，官员们应该加强责任心，不仅要狠抓指标数字的落实，而且还要让一些民生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使“民生净福利”能够名至实归；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深圳还应利用自己拥有“特区立法权”的有利条件，建立起这样一套机制，即哪怕是最底层的民众，也能够参与到“分蛋糕”的博弈中来，具体表现为他们能够及时、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建立了这样一套机制，才能使官员从单纯对上负责，转变为也同时对下负责，也才能使官员在追求数字好看的同时，更追求工作的真正落实。最后，要避免出现这样的异化，舆论的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光鲜的数字和暗淡现实之间的反差，最容易诱发媒体的好奇心。深圳推出这套指标体系的同时，还应对媒体的监督保持雅量，提供方便，使政府在媒体、公众的监督下，使这套渗透着对民生福利关怀的指标体系能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功效。（郭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