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民主党当政的政府仍然要做些举动出来。贝尔贡献了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主意，其中包括要求政府为三个月后可能发生的再次拖欠债务行为提供一定金额的担保。她确信，自己的计划比其他任何考虑中的方案都能给证券从业者更大的利益驱动。但是奥巴马政府最后采取的计划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利益驱动力，其实和布什政府的财政部在金融危机后所采取的政策差不多。
就在总统正式宣布实行之前几小时，有人给贝尔看了这个计划。她告诉他们：“好啊，我不会出言反对这份计划，但是别指望我会支持它，因为我不认为这计划能起什么作用。”她对我说：“他们是想把我的名誉、声望和那份计划挂钩。”
可以肯定的是，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并没有取得鼓舞人心的成功。虽然有约七十万房产拥有者从这个计划中得到了修正后的贷款，这个数字在几百万桩赎回案和数以万计的拖欠债务的房主的对比下显得苍白无力。很多时候，借贷人想从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中受益，但是却被他们的贷款业务员拒绝了，因为停止赎回仍然是后者的首选。
“我认为总统的意见是对的，”贝尔对我说，“我坚定地这样认为。但是总统任命的管理他的经济小组的人和总统本人希望经济小组完成的工作之间的分歧却很严重，我认为这根本是两码事。”让她尤其烦恼的是，鲍尔森和盖特纳领导的财政部都愿意为帮助银行而承担任何批评，但是却极其不愿意动用政治力量去帮助房主。
贝尔的第二个关键议题是如何处理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她简直是从心底讨厌那种永远不能允许对金融系统十分重要的银行倒闭的说法。“我不认为监管机构能够很好地监管这些银行，”她对我说，“我们需要市场规律。而且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些银行会再次使我们陷入困境。”
在一开始为了后来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而争执不下的时候，“破产清算授权”并不是议事日程上的重要内容。后来在2009年3月，美国国际集团发布的文件表明，它曾经从红利中留出一亿六千五百万美元给交易员。红利时间引起了公众强烈的愤怒，而就在大多数人怒气未消的时候，总统把贝尔召到了白宫。她走进总统椭圆办公室的时候，看见盖特纳和劳伦斯·萨默斯（奥巴马的顶级经济顾问）坐在沙发上，而总统旁边的位子却空着，那是她坐的地方。当总统不满地发泄红利事件给他带来的种种麻烦时，贝尔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她对总统说：“如果让我们来经手，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有一整套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结算的程序，当我们把一家银行纳入破产管理时，我们有权废除所有的合同，我们可以解雇雇员，也可以没收红利，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于是奥巴马很快就在建议书上签了字，规定多德-弗兰克法案应包含清算银行持股的大公司和其他像美国国际集团这样对金融系统十分重要的机构的权力。
这件事很容易就做成了，但是和财政部打交道却是一如既往地困难。这个部门原本发表的白皮书勾勒出了希望国会进行的金融改革，其中还有一个部分号召政府从法律上“清算”那些大银行。这份白皮书让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来进行这项程序，这当然是符合常理的，因为该公司早就开始进行这种程序，最懂这一套。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存款人从来很少会注意到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把他们存入的银行在周五关闭，再在下周一开放，但是在新的管理下进行的。
几周过去了。大约在总统将要正式宣布改革方案之前一小时，包括贝尔在内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官员看到了白皮书的最终稿。据贝尔说，“负责清算的机构完全变了”。虽然该公司仍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它的权威已经被极大地削弱。现在，银行在关门接受清算之前还必须有美联储和财政部的签署同意才行。在财政部看来，这是完全合理的。毕竟，任何清算流程都需要从财政部短期借贷，所以它要求在此过程中享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贝尔却坚决认为，这又是一个她和她带领的机构被削弱的事例。
于是她也进行了反击，而且是公开的反击，这正是她一贯的行事风格。据贝尔说，当她被召去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面前为新的破产清算授权条例作证的时候，她直率地告诉巴尼·弗兰克（当时的委员会主席）说：“这个条例仍然无法清算那些持有大银行股份的公司。我们想获得清算的权力，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于是在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最终稿中，财政部的监管职责被削弱了，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则得到了管理濒临倒闭的“大到不能倒”的银行的权力。
即使这样，仍然有不少人始终相信，政府从来不会有勇气让重要的金融机构真的倒闭。确实，现在大银行的资本成本比他们的同行小兄弟要低得多，正是因为证券市场不认为政府会允许这些大银行倒闭。
